先师,意思是前辈老师,指已故的老师,出自《礼记·文王世子》,在古时,将孔子尊称为至圣先师,意思是对行业开创者的尊称。来源于台南市孔庙的赞孔子联:集群圣之大成,振玉声金,道通中外;立万世之师表,存神过化,德合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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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圣先师」,孔子也。「至圣」二字,首见于《中庸》。《中庸》乃孔子之孙,子思(名孔伋),为宏扬其祖孔子之圣德而作。至宋朝朱熹,将此书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四书」。
《中庸右第三十章》:「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悦),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亲,故曰配天」。(「貊」音「莫」。「蛮貊」古时北方的一个种族名)
中国自汉朝以来,皆尊奉孔子。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西元739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西元1008年),加谥为「元圣文宣王」。祥符五年,(西元1012年),改谥「至圣文宣王」。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西元1307年),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
明世宗嘉靖九年,(西元1530年),题为「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清世祖顺治二年,(西元1645年),定谥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到顺治十四年,(西元1657年),改称「至圣先师孔子」。
故「至圣」二字,为孔子谥号也。(「谥」音是。古时人死后,根据其生时之行为事迹,为之立号,有劝善彰德之用)。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 Kung Tze 。俄语:Конфуций 。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春秋后期鲁国人,汉族。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就出自此处 。孔子为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姜广辉认为,“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象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
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万世先师
在我国,贤者如字面意,为贤明有才德的人。贤字中有个“贝”,其本意为“多财”,所以中国古代也有说贤者为富有的人,但是此解较少。古文中的贤大多为对别人的敬称或是指代英明的君主,或直接从表意,如:
贤,多才也。——《说文》
以财分人之谓贤。——《庄子·徐无鬼》
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史记》
亲贤臣。——诸葛亮《出师表》 杨万江文
这里谈一谈对儒家“圣贤”的理解,看看儒家所谓“圣贤”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一点往往引起人们很多的争议和不解,甚至使愿意修养儒家道德的人因为误解而入岐途。儒家所谓“圣贤”,按照《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第四十》的表达,是这样一种人:
哀公曰:“善!敢问:何如可谓贤人矣?”孔子对曰:“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行中矩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于其身;躬为匹夫而愿富贵,为诸侯而无财。如此,则可谓贤人矣。”
哀公曰:“善!敢问:何如可谓圣人矣?”孔子对曰:“所谓圣人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能测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参乎日月,杂于云蜺,总要万物,穆穆纯纯,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职;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则可谓圣人矣。”(《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第四十》)
古之所谓圣贤有两个非常基本的维度,一个就是“言足法于天下”,从而具有奠基和引领思想文化的基本路径、基础原则和方向之意义的人;一个就是“德配天”“若天之司”而健顺天地万物的秩序(礼),给天下和黎民百姓带来爱和福址(仁)的人。圣人的思想和所作所为不仅本身是法于也达于天地之大道,而且因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而被人们以天之于天下的广博之益来比喻其德(当然,圣人不等于天,这是个比喻的说法)。所以,《中庸》说: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中庸》)
在早期三代的文化中,前面述及的两个方面是统一的,而且,实际上,圣人就是“圣王”,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不仅是奠基和引领思想文化基本路径、基础原则和方向“言足法于天下”乃至“为万世立法”的人,也是实际地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 雍也第六》),带给天下健顺的秩序和人民福址的人。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用不断积累、探索、完善、继承和开创着的思想、文化、制度和经验去治理天下,从而对天下和人民产生了感觉如天降恩惠的巨大影响,并受到人们的赞美。也就是说,他们的“所说”,乃是他们“所行”的治理之法和具体实践;他们的“所行”,乃是他们“所说”的具体体现。这就是三代之所谓“圣王”,也就是儒家理想中的“圣人”。到春秋之时,“礼崩乐坏”。孔子出,整理和删述三代之治的文献,并以道理的解说向天下进言,试图恢复三代之治的基本文化传统,使天下免除混乱、从而化成天下。当孔子试图说服天下时,他就必须也必要地对三代传统作道理的解说。实际上,这就成为一种从道德修养到治平天下的一套“学问”。所以,王夫之曾经评论说“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这是很恰当的。孔子自己不承认也事实上不是“圣王”,但他的道德、思想和知识的确已经达到圣人的高度,至少在具有“为万世立法”的意义上,孔子被后世遵为圣人。但早期三代中前述两个方面的统一就开始分化了。我们看到,所谓“圣”,在思想文化制度知识和基本道理的方面,孔孟领世道千古,而实际政治中如何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那个意义,往往是政治上的所谓“圣上”,也就是对皇帝的要求。唐玄宗在《纪泰山铭》中甚至庄严地向天发誓说“一夫不获,万方其罪予。”一个人没有获得利益,那么各方的人都可以责备他。可见古代皇帝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圣上”“圣王”,是要体现普惠于民的。它叫“皇恩浩荡”。那种阳光普照大地式的广博恩惠,是“德配天”“达天德”之“圣王”的理想。在建制化的社稷国家中,也只有作为皇帝的“圣上”在其权力位置上才可能产生广泛的普惠于民的效应。一个普通的人或许可以在自己的能力上产生有益于他人和社稷国家的影响,从而被人们以贤能和君子相赞扬,但这往往不足以具有普天之下恩惠万民的广博效应。所以,在实际政治中,普通的人称“圣人”不仅是一个严重的政治糊涂事件,而且也言过其辞。因为事实上你产生不了那种“德配天”的广博恩惠效应。我们通常可以把那些在社会中能够为他人或社会公益带来助益和贡献、体现着良好道德,并具有成就的人,称为“社会贤达”,我们也可以在德才兼备具有良好道德和治世才能的人中“选贤与能”,但较少有妄称自己和他人是“圣人”的。在古代尚且如此,在现代,恐怕就更不能妄称“圣人”了。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宪政国家更加重视制度对权力的制衡来防止权力过大和集中产生的弊端,任何人的权力和机会都很难象古代的“皇帝”那样,既可能因为追求“圣德’而成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圣王”,也可能因为他一己之利一己私欲而置人民、社稷、国家于灾难,甚至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的所作所为也可能对人民构成国家主义的灾难。古代儒学强调前者,申说前者,现代儒学则强调怎样避免后者,同时继续申说前者,但少以古代意义上的“圣王”而论道德之于政治,因为现代社会中的国家领导人毕竟不是古代意义上的“王”了。但一个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天下万民福祉的位置,也是需要尽可能地张德性而惠及天下的。在今天的时代,多元的社会常常很难有什么人能够让某一思想系统成为所有人都一致接受和奉行的那种绝对影响力(当然,那些甚至就没有能力成其一套思想文化系统的人,就根本谈不上往这方面说事);实际的政治和社会中,一个人的能力也远难达到让所有人都获益的那种效应。政治处在左派与右派政策所影响着的不同人利益关系的巨大差异和争执中,并形成政党政治的局面。这样的情况下,奢谈“圣王”或“圣人”是不合时宜的。不是不允许你追求什么,而是你事实上很难做到古代那种意义上的“圣王”或“圣人”。古代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那是从野蛮到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涉及最基础层面的文明思想和传统,但越是到后来,越是涉及更具体面的问题,人们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所谓孔子之后,“儒分为八”,“道术为天下裂”,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变化。乃至我们今天的全球化中,甚至在文明非常基础的那些层面上也产生着来自不同传统的巨大分岐和差别,我们这个时代是很难有“圣人”的。人们可以在精神上追求,但不可以妄称,更不可以拿某种妄称去投机。这是必须向儒门同道交待清楚的重大问题。或许,我们可以按照太史公对孔子的评论,圣人对于我们来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为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天下最高尚的圣人是聪明智慧的,能够居上位临下民。
【出处】《中庸》
【作者】战国时期的子思。
【原文】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159,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160,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161,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162,而时出之。
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163。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164,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译文】
只有天下最高尚的圣人是聪明智慧的,能够居上位临下民,宽大为怀,温和柔顺,能够包容天下;奋发勇健,刚强坚毅,能够决断天下大事,威严庄重,忠诚正直,能够博得人们的尊敬,条理清晰,详细观察,能够分辨区别是非曲直。
圣人的德行广博深厚,时时会表现出来。广博如天,深厚如渊,表现出来百姓没有不尊敬的,说出话来百姓没有不信服的,做起事来百姓没有不高兴的。这样,声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延续到蛮貊这样的边远地区。
船车所能达到的地方,人的力量所能通到的地方,天所覆盖的地方,地所负载的地方,日月所照耀的地方,霜露落下的地方,凡有血气生命的,没有不尊重亲近他们的,因此说能与天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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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作背景
《中庸》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三十一篇。《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
宋代以前,学者皆主张《中庸》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子思所作。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子思作《中庸》。”李翱《李文公集·复性书》:“子思著《中庸》四十七篇,传于孟轲。”朱熹《中庸章句·序文》:“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
自宋代开始,有学者主张《中庸》是子思与秦汉之际的儒者杂述而成。欧阳修《问进士策》:“问: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说,独《中庸》出于子思。
子思,圣人之后也,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异乎圣人者,何也?”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文鉴三》:“汉人虽称《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书考之,疑不专出于子思也。”
清人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的也不乏其人,特别是崔述,在其《洙泗考信录》卷三中提出了三条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今人冯友兰、钱穆、劳思光等亦从文献、思想等方面论证《中庸》非子思所作。
2、作者简介
子思,鲁国人,姓孔,名伋,孔子之孙,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
人物之一,历史上称之为“述圣”,他开创的学派被称为“子思之儒”,与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其主要作品有《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二十三篇,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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