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从死开始就为一天，比如今天老人不在了，那么今天就算第一天，隔夜就算第二天，每7天算一个“七”。一般是头七出殡[老人在家要放整7天，特殊情况提前或推后都行，但要让阴阳先生看过才能决定]，意思是纪念妈妈生下我们以后，7天就要自己动手干家务了。一般二七没有什么讲究，到了三七家里人要聚在一起怀念老人的功德。到四七不过。到了五七，也就是5*7=35天，也就是我们生下来已经到“满月”了，这也是要大家聚在一起好好过的。六七不过。七七到后，大家要到坟地里大哭一场，因为七七以过，我们的服丧期就满了，就不需要在过什么“七”忌日了。七七过后再过就是百日忌和周年忌日了。
亲亲
一、七七和做七是同义词。
做七，亦称“斋七”、“理七”、“烧七”、“作七”、“做一日”、“七七”等。旧时汉族丧葬风俗，流行于全国各地。即人死后（或出殡后），于“头七”起即设立灵座，供木主，每日哭拜，早晚供祭，每隔七日作一次佛事，设斋祭奠，依次至“七七”四十九日除灵止。
起源
源于佛教说
根据上述记载和其他若干资料，学者多认为做七习俗来源于生缘说，大约在佛教传至东汉后到南北朝这段时期内形成，从唐初起突破信众范围，走向世俗化。为何要规定“七”为忌日？谓人生有六道流转，在一个人死此生彼之间，有一个“中阴身”阶段，如童子形，在阴间寻求生缘，以七日为一期；若七日终，仍未寻到生缘，则可以更续七日，到第七个七日终，必生一处(见《瑜珈论》)。所以在这七七四十九天中，必须逢七举行超度、祭奠。这种由佛教“生缘说”催生的做七习俗之所以在南北朝时形成，自然应视作当时佛教盛行的产物。唐人李翱曾撰《去佛斋说》，对做七习俗及其理论依据予以驳斥，其根据之一便是“伤礼”，不合儒家对人情哀戚的讲求，这也能反证做七本是佛家的事。
源于道教说
相反，也有人认为做七习俗本于道教。从该俗的实践看，做七既请僧众诵经，也请道士诵经，而民间关于做七由来的种种解释，多与道教的地狱结构及功能的宣传相吻合。清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二还结合做七习俗起于元魏、北齐的历史背景来对此论证：“按元魏时，道士寇谦之教盛行，而道家炼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断，遂推其法于送终，而有此七七之制耳。”他还引证《韩琦君臣相遇传》：宋仁宗驾崩，英宗初即位。光献太后对宰臣韩琦说：“当初立他(指英宗)为皇太子时，臣僚多有言不当立者。恐他见后心里不好，昨因斋七，并焚于钱炉矣。”这个引证别有深意——众所周知，宋朝自太宗以后，道教一直备受尊崇，到真宗时更受到无与伦比的偏爱，还出现一个所谓“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赵玄朗，成为赵宋皇家的祖宗，从而使道教跃居“国教”地位。如果做七是佛教所创，很难想像会替已故皇帝行此奠仪的。
其它传说
还有人认为做七习俗源自先秦时代的“魂魄聚散说”：人之初生，以七日为腊，一腊而一魄成，故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以七日为忌，一忌而一魄散，故人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做七的意义就是祭送死者。此外如天以阴阳二气及金、木、水、火、土五行演生万物，谓“七政”，人得阴阳、五常而有“七情”，故天之道惟七，人之气亦惟七；以及《易·系·复》曰“七日来复”，《礼记·檀弓上》日“水浆不入口者七日”，都是本此道理而来，也都是后世做七习俗的信仰内涵所在。不过这些观念和旧礼又是怎么具体变成做七习俗的呢？仍是一个迄今无人作出说明的疑问。 还有人推测，做七习俗的原型是“虞祭”，即周代时“国人”于父母葬后迎其魂灵于殡宫的祭祀仪式，“虞”就是“安”的意思，即使亡者之灵得到安息。按礼制规定，举行虞祭的时间和次数因死者地位的不同而有区别，士之丧三虞，大夫之丧五虞，诸侯之丧七虞，每次虞祭皆以七日为期。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大夫都僭用诸侯的七虞之礼。再往后，秦并六国，改朝换代，只要有条件谁举办七虞都行，最终流变成了通行民间的做七习俗。
主要内容
治丧后，每隔七天祭祀一次，称为“做七”、“七七”为最后一个“七”，称“断七”。其中“五七”一次最热闹，一般请来道士做“五七”道场。亲朋好友都到齐，办“五七”饭。一百日到来做百日祭祀，后每隔一周年祭祀一次“周年”，三年为止。每十年做阴寿祭祀，到百岁为满。 按照古代的丧俗，灵柩最少要停三天以上。据说是希望死者还能复生。三天还不能复活，希望就彻底破灭了。实际上停柩的时间长，是由于当时丧礼繁缛复杂，尤其是天子诸侯，需要浩大的陵墓和大量随葬品，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另外，父母死后应该合葬。父死不知母墓，母死不知父墓，都要把死者暂时殡起来，等找到父墓或母墓时再进行合葬。这样灵柩停放的时间就很难说了。 近代以后，灵柩一般都在“终七”以后入葬。人们认为，人死后七天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所以要举行“做七”，每逢七天一祭，“七七”四十九天才结束。这主要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
愿望
佛教认为，除罪大恶极的立即下地狱，善功极多的人立即升天，灵魂一般并不能够马上转生。没有转生的亡灵不是鬼，是在死后至转生过程中的一种身体，等待转生机缘的成熟。所以，人死之后七个七期中，孝属或亲友如果能请僧人来为他做些佛事，亡者即可因此而投生到更好的去处。所以，佛教主张超度亡灵最好是在七七期中。如果过了七七期之后，亡灵托生的类别已成定案，再做佛事，就只能增加他的福分，却不能改变他已托生的类别了。如果一个人，生前作恶很多，注定来生要托生畜类，当他死后的七七期中，如果有孝属亲友为他大做佛事，使他听到出家人诵经，当下忏悔，立意向善，他就可以免去做畜牲，而重生为人了。而道家也认为超度度亡灵最好是在他“七魄”没有散尽之前。
礼仪
“做七”期间的具体礼仪繁多，各地有各地的做法。在广州一带，旧丧俗中的第五个七天，必须由外嫁女回来，这一天的费用完全由外嫁女负担，如果死者没有外嫁女，就由外嫁的侄女或侄孙女来做。人死后的第一个七天、第三个七天和第七个七天，叫做“大七”。在这一天祭奠中有“走七”的习俗，就是说在这一天的祭奠中，外嫁女儿和媳妇们，每人各自提一只灯笼，在规定的仪式中飞也似地赛跑，争取第一个跑回家，俗称“争英雄”，认为这样死者灵魂能庇佑降福。因为人们认为人虽然死了，但灵魂仍然和活人一样有情感。 做七一般由女婿主持。在浙江一带，主持“做七”各有不同。杭州地区女婿来操办“五七”而在临安和宁波等地方，则由女婿做“六七”。 在“五七”的前一夜，很多地方都流行搭“望乡台”。传说，死者只到那天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就会在阴间里登上“望乡台”眺望阳间的家室，会见亲友。杭州人习惯在台上放置一件死者的衣衫，上面罩把伞。而苏州一带的地方，在这一天的五更时分，子女们打开大门向西连续大喊三声：“某某回来吧！”然后向灵前痛哭，同时端上事先准备好的酒菜，设奠祭祀，叫做“五更夜饭”，这个仪式就是“喊五更”。天亮之后，丧家就请店事先用花纸扎一座住宅，门窗、厅堂、庭栏、井灶等十分齐全，给人观赏之后，用火烧尽，据说这样可以使死者在阴间有房可住，这叫做“化库”。现在则把纸糊的家电焚化给死人，好让死者在阴间也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到了四十九天，便要做“断七”。断七过后就出了孝期，丧家都很看重。亲朋好友参加“断七”礼仪活动。“断七”这一天，请道士和尚来做道场，美其名曰“保太平”。因为这一次则是为活人祈祷。念经拜忏之后子女们便脱下丧服，换上常服。 在中国南方一些民族中，“做七”期间还有一种“娱尸”的习俗。土家族在留置灵柩期间，每十二天举行一次隆重的守灵仪式，本村和外村的青年男女聚集在丧家的房屋后，吹拉弹唱，跳丧舞，借以谈情说爱，选择对象。跳丧舞，又叫做“散忧祸”、“打丧鼓”，它是土家族祖先巴人早在两千多年多年以前发明的一种民族舞蹈，后来土家族的子女们就一代一代地把跳丧舞传承了下来，流传至今。人死以后，尤其是长辈百年归天以后的第一个晚上，丧家就开始了这种跳丧舞的活动。被请的歌师傅一人击鼓领唱，还有两人帮和，边歌边舞，围着棺材一跳就是几个通宵。跳丧舞是要给死者家属减轻悲痛，解除忧闷，以达到哀而不悲，伤而不痛的目的。 。。
福建做七
旧时，福建停柩之风流行，所谓“富家巨室则惑于风水而观望迁延，小户编氓则因诎于资财而因循耽误。往往一室停数世之葬，一棺经数十年之久，迟回未葬，相沿成俗。”所以做七往往在停柩待葬期间进行。1949年以后，停柩陋习基本废除，做七习俗犹存，只是移到下葬后进行。在做七时，以第一、三、五、七个“七日”祭较为隆重，其余略简，有些人家只做首七和尾七。漳平不做“四七”或只做第一、三、五、七四个七日祭。 第一个七日祭又称“头七”或“头旬”。俗传至此时死者方知自己离开人世，亡魂将归宅看望子孙。为此，丧家于是日午夜以后开始哀哭，并延请僧道诵经致祭，焚化纸钱、灵屋等迷信品。近年来还有焚化用五色纸糊成的电视机、电冰箱、小轿车、飞机等家用电器与现代交 通工具模型(放在纸竹扎成的船中焚化)。在南平，还要把送葬时扎在腰上的麻绳等物在此时一道焚化。在宁德，孝男孝女跪在大门口连声呼叫“父(母)亲回来啊！”，然后用斧头将一个饭碗打破，全家恸哭，再举行祭奠仪式，俗称“呼七日”。在福州，做头七时，要用竹竿挑灯于门口作为标志，亲朋若想“寄钱”给阴间的亲人使用，也可到做七的家中烧纸钱，托新亡的人带去。 “三七”在闽南称之“查某子(女儿)旬”，由出嫁女偕女婿备办丰盛祭品来娘家祭奠，往往也要请僧道诵经。旧时有钱人家还要请戏班演戏，剧目多为宣扬孝道的内容。诸如《目连救母》、《打虎救度》等。 “五七”大多数地方仍由孝男祭奠，仪式相当隆重。在漳平要举行“填还”仪式。“填还”即“偿还”，意为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请僧道诵经拜忏，短则一昼夜，长则七昼夜。富裕人家还要设“巡库”，即焚化许多灵厝、纸钱、纸人、纸马等给刚死去的亲人和其他祖先享用。在闽南，“五七”俗称“查某孙旬”，即由孙女、侄女致祭，仪式与“三七”略同。中午每个出嫁女须办一桌酒席宴请族人和亲友，傍晚烧灵厝，接着奉灵位入祠堂或祖庙。入祖庙后，举行告土地祭和安土地祭。从祖庙返回时，还要祭门神、祭土地神、祭灶神等。女儿旬、孙女旬各地时间不同，莆田“二七”为孙女旬，福州则“六七”为女儿旬。俗传女儿、孙女(侄女)所供奉的祭品，新亡者可以全部独得，而孝男做七时所供奉的祭品则由阴间的祖先优先分享，新亡者不一定能得到。 “七七”又称“满七”、“尾七”等，仪式略同“头七”。有的地方又称“七七”为“起服”，即除去孝服，换上吉服。妇女在头上别一麻布，男性在衣襟上别一黑纱，以示悼念。 俗谓“死人快过日”，因此一旬十日缩短为七日，“头七”后又以6日为1旬，做“七七”49日实为43日。但上寿者往往到49日才做“尾七”。有些地方在“头七”后，男人以6日为1旬，而女人仍以7日为1旬。做七时，禁止理发、赴宴、饮酒作乐、华装盛服等。宁化等地有“撞七”禁忌，即做“四七”那天，若逢初七、十七、廿七这3日为不吉，孝眷须寄居他人家中，名“走七”。 除了做七外，还有许多其它祭奠活动。死后60日，要举行“六旬祭”，祭仪略同做七。福州在“六旬祭”时，于盛满清水的脸盆中放一只抽空蛋黄、蛋清貌似完好的空鸡蛋一起祭祀。俗云人死后60天，亡魂要经过阴府奈河桥，当他从奈河中捞起此漂浮的鸡蛋时，发现指甲全部脱落，才知自己已经死亡。供奉空鸡蛋之俗即源于此。死后百日，又要奉行“百日祭”。死后1周年，奉行“周年祭”，古称“小祥”。死后3年，举行“三年祭”，古称“大祥”。 另外，有些丧家还要举行拜忏，俗称“做功德”、“做和尚”等。拜忏的时间长短视丧家经济状况而定，短则1夜，长则7天7夜，甚至49天。 丧葬做七贡品要单数。因为单为阴，双为阳。现代人们点菜时不点单数就是这个原因。
二、其他相关 ：乞巧节
七七：可作为七月初七，即中国传统节日，七夕，小七为七夕出生，与七有着不解之缘。
七夕，原名为乞巧节。七夕乞巧，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汉代画像石上的牛宿、女宿图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这便是我们于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载。
“七夕”最早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崇拜。从历史文献上看，至少在三四千年前，随着人们对天文的认识和纺织技术的产生，有关牵牛星织女星的记载就有了。人们对星星的崇拜远不止是牵牛星和织女星，他们认为东西南北各有七颗代表方位的星星，合称二十八宿，其中以北斗七星最亮，可供夜间辨别方向。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叫魁星，又称魁首。后来，有了科举制度，中状元叫“大魁天下士”，读书人把七夕叫“魁星节”，又称“晒书节”，保持了最早七夕来源于星宿崇拜的痕迹。
“七夕”也来源古代人们对时间的崇拜。“七”与“期”同音，月和日均是“七”，给人以时间感。古代中国人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叫“七曜”。七数在民间表现在时间上阶段性，在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局。旧北京在给亡人做道场时往往以做满“七七”为完满。以“七曜”计算现在的“星期”，在日语中尚有保留。“七”又与“吉”谐音，“七七”又有双吉之意，是个吉利的日子。在台湾，七月被称为“喜中带吉”月。因为喜字在草书中的形状好似连写的“七十七”，所以把七十七岁又称“喜寿”。
“七夕”又是一种数字崇拜现象，古代民间把正月正、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再加上预示成双的二月二和三的倍数六月六这“七重”均列为吉庆日。“七”又是算盘每列的珠数，浪漫而又严谨，给人以神秘的美感。“七”与“妻”同音，于是七夕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与女人相关的节日。
三、其他相关 ：七七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10时，日军在距北平(今北京)十余公里的卢沟桥（西方称作马可波罗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向中国驻军挑衅。日军诡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桥边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就向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开枪开炮。7月8日早晨，日军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驻军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抗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团长吉星文亲赴前线，指挥作战。一位战士用大刀接连砍死砍伤日军13人，自己也壮烈殉国。驻守在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战士，战到最后只剩下4人。9日凌晨，二十九军收复了永定河东岸的失地。
发生时间：民国25年。
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
失踪原因：拉肚子。
失踪时间：20分钟。
事变元凶：东条英机。
进攻者：清水节郎，伊木清直等。
中国守军：第29军“大刀队”，军歌“大刀进行曲”，军长宋哲元，副军长佟麟阁（首位抗日殉国的高级将领）。
背景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它鲸吞中国的野心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是它全面侵华的开始。全面侵华，在中国建立殖民统治，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的方针。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在确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迅速走上了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并制定了以中国、朝鲜为主要侵略对象的所谓“大陆政策”。20世纪初叶，日本于日俄战争后取代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扩大殖民势力，屯驻关东军，设立殖民机构“南满铁路公司”，把东北作为对中国殖民扩张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极力扩大对华侵略，出兵山东，胁迫袁世凯接受日本妄图鲸吞中国的“二十一条”，把侵略魔掌伸向中国内地。一次大战后，日本企图通过加紧掠夺中国、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对侵略中国问题进行了精心策划。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对我国东北发动突然袭击，3个多月就占领东北全境。翌年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并攻占大片华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在华北搞所谓“自治运动”，妄图长期占领这些地区。1936年日本制定的总体战略计划——“国策基准”出笼后，日本举行了一次“将官演习”，向参加演习的将官交代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战争部署。
此后，日本增兵中国东北，抽调精锐部队关东军进驻平津一带，频繁举行军事演习进行挑衅，伺机挑起战争。1937年7月3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日本政府提议立即给中国以打击，随即于7月7日发动了七七事变。7月9日，中日双方交战部队曾达成口头停火协议。但同时，日本乘机从中国东北和朝鲜抽调2万多军队和百余架飞机投入华北地区。7月1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日本政府决定动员40万兵力，妄图用武力灭亡中国。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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