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就是万历了 张居正当时实行改革 最重要的就是“一条鞭” (1)赋役合并征收 (2)合并各种力役, 用雇役代替 (3)赋役银两统一由官府征收押运 这样使实物体制转化成货币体制, 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当时一条鞭的支付手段是白银,而这是称量货币,这样一来政府便无法用控制货币发行量的手段去调控国民经济和政府财政。而当时白银有少,又不使用纸币 。所以通货不足,直接导致了白银聚敛,白银量少,价格就会上涨,所以万历皇帝也去收藏白银,派宦官去各地以各种名义征收,导致了万历的挥霍无度。 当时万历建造“寿宫” 花费了800万两,相当于万历年间两年的财政收入。 皇室更是挥霍无度,皇长子和诸王的册封冠婚用银,高达934万两,从修三大殿,光伐木就耗费了420万两。。。。。。 当时皇帝的私库和国库有没什么区别。 私人聚敛白银以皇帝最为穷凶极欲,底下的官员更是如狼似虎。 张居正死后,贪财的皇帝见抄家可以发财,便抄了一代忠臣张居正的家。
其实万历皇帝开始也想成为一代明君,但是后来实在被明朝那些大臣的迂腐和无休止的党争弄烦了,多少年都不上朝,彻底对治理国家失去了信心,剩下的也就只有对敛财的兴趣了。
明神宗朱翊钧,即万历皇帝,被称为我国历史上最贪财的皇帝。为了达到敛财的目的,他想出了许多荒唐的点子。例如,他常常找出各种借口,命令政府部门向他进贡钱财。有一次,一个妃子生了女儿,他就要求户部向他献上白银十万两以示庆祝。公主出嫁,则要讨取数十万两银子作为嫁妆,若是皇子娶妻就要献得更多。
他还大力提倡官吏们向他“进奉”,并用进献财物的多少来衡量大臣们的忠心。谁进奉的钱多,就委以重任。当时,有个叫张鲸的太监犯了欺君大罪,但张鲸很机灵,及时向万历皇帝献上一大批金银珠宝,最后不但没治罪,皇帝还升了他的官!万历皇帝除了索要进奉外,还喜欢用克扣俸禄的办法来惩罚官员,稍微有点儿罪过的就抄家。而且,他还把抄来的家产全部归为己有,他曾经对身边的太监说,用这个办法捞钱比从国库里支取更容易!
万历三十年(1602年),万历皇帝得了一场重病,卧床不起,他以为自己快要死了,而自己平日的做法也遭到不少大臣的非议,想给自己留个好名声,于是下了一道遗诏,停止向官员们索要俸禄。不料,遗诏刚刚公布,他的病就奇迹般地好了,谁知,他走下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追回遗诏。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赚钱本身并不是坏事,关键是方法是否正确。而万历皇帝的“道”却是勒索别人的钱财,占为己有。连皇帝都这样做,国家哪能不衰败?文/朱新月
万历皇帝为什么“贪财”
明朝的很多皇帝重视白银就像同一时代很多欧洲的国王迷恋黄金一样。其中,万历皇帝可以称得上中国历史上对金银最为热衷的皇帝。虽然他没有认真推行老师张居正所制定的一条鞭法,但他对白银的热爱却一天胜过一天。这位皇帝想尽一切办法要把白银收归国库。
为了敛财,万历皇帝还想出了一个“奇招”,就是让地方官吏定期向他进贡,还把进贡钱财的多少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有了这样一个爱钱的皇帝,朝廷各级官员的敛财之风可谓上行下效。不仅如此,万历皇帝还豢养了许多官宦到各地去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即使是养一只鸡也要向皇帝缴纳一定的税金。
不仅如此,万历皇帝还格外“抠门儿”。在他小的时候,张居正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教育,常常是衣服旧了也不许更换。张居正认为,贤明的君主要厉行节俭,不能把珠玉之类的奢侈品看得太重。甚至逢年过节时,小皇帝给太监宫女们的赏赐都很寒酸。
严厉的教育早使得小皇帝暗中不满,于是,张居正刚刚去世,他就派人抄了张居正的家。尤其是当他从张居正家中抄出黄金万两、白银十余万两时,他顿觉老师言行不一,旧日的信念彻底崩溃,令他对钱财的爱好变得更不一般了。万历皇帝唯一保持的儿时习惯,就是他一生很少置换新衣。
历皇帝在20岁时,曾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后来因为和大臣们的矛盾而罢朝,从此把朝政丢给大太监刘瑾,几十年不上朝,致使很多大臣一辈子也不知道皇帝长的是什么模样。
深居宫中的万历皇帝则自顾自地沉浸在“发财”的白日梦中。他把后宫的许多宫殿“装修”成店铺的式样,然后命人从宫外买些商品回来,摆放在其中,自己则堂而皇之地坐在椅子上,以“掌柜的”身份自居,命令太监召唤大臣进宫购物,商品价格则由自己定,既不准还价,也不准不买。这样的“模拟市场”令皇帝乐此不疲。
因为热爱银子,万历皇帝还十分重视采矿业。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明朝又打破了除了银禁、海禁之外的另一禁—矿禁。过去,民间是私自开采银矿的。而现在,虽然允许个人开矿,但要交很高的“矿税”。
每遇奏报开矿,皇帝就派宦官前往监督。这些公公们只顾搜刮金银,有矿无矿他们根本不放在心上。见到矿主的良田美宅,就虚报地下有银数量,借此敲诈一番。甚至于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开矿,却把“应得收入”分摊到百姓身上,号称“包矿”。
如此大肆搜刮,自然“成果”丰厚。仅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一年,宦官们进献给万历皇帝的白银就达90余万两、黄金1575两,此外还有大量的珠宝。不过,进奉皇帝的其实只有十分之一,而十分之九的金银却落入了宦官们的腰包。
这种胡作非为自然引起了民间的极大骚动。不但百姓反抗,朝中官员也纷纷给皇帝上书,劝他废除民愤极大的矿税。后来,万历皇帝因为立太子的事又和大臣们闹别扭,他再次躲到深宫中“罢工”,不理朝政,却唯独有关矿税的奏报都批复得特别快。
有一次,万历皇帝生了大病,觉得自己快死了,这才准备废除矿税。可到了第二天,他的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他第一个反应便是:马上派太监传令内阁,要追回那道废除矿税的谕旨。
万历皇帝搜刮了这么多钱却舍不得花,全都囤积在府库里。尤其令人称奇的是,边境四处发生战事,朝臣们苦苦相求,他才拿出一点无济于事的小零头,而且银子竟然因为窖藏太久已经变黑发霉了。
上有皇帝“带头”藏银而不用,更别说大臣和百姓们竞相把银子埋在地下了。
直到万历皇帝死后,矿税才算宣告停止。而这几十年的横征暴敛也将大明王朝推向了灭亡的边缘。而很多历史学家更是认为,明朝的灭亡是由过度开采金银而引发的。
那么,明朝的银矿开采业到底发展如何呢?据史料记载,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1597~1605年),各地所进的银矿税银将近300万两,平均每年20多万两。即使加上宦官们中饱私囊的数目,其开采出来的白银总量仍不足以应付当时的货币支付需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白银仍然要靠“进口”。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欧洲的采矿技术已逐渐传入中国。也可以猜想,明朝的皇帝也许已经从外国传教士的口中得知了西方采矿技术的新发展,甚至可能得知了关于“新大陆”(这自然是当时中国人很难理解的概念)丰富的白银蕴藏。
也许万历皇帝不甘心,他不相信自己的领土上没有“波托西”那样的富矿区,他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寻找、发掘,要找到更多的白银!
很多人都认为,万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口碑最差的皇帝之一,就连当时的大臣们也都认为这位“当今皇上”脑子不太正常,为开采金银,竟弄得民不聊生。对此,“言官”田大益在疏奏中竟然不客气地说:“皇上嗜利心滋,布满狼虎,飞而食人,使百姓剥肤吸髓,剜肉刺骨,亡家丧身。”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万历皇帝的横征暴敛,或许正是幼年时的心理压抑令他对张居正的报复心态,转化成一种疯狂的攫取欲望,令他一心要把更多的钱收归国库,却绝不考虑百姓的疾苦。
自然,这个从一开始禁用白银、闭关锁国的朝代,这个曾充分享受着白银带来贸易好处的朝代,也将因为皇帝对白银的贪婪而彻底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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