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政治上分裂割据,从西周时期的礼乐政法自天子出到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不再是天下的共主,春秋时期相继为了争夺地盘和财产,先后出现了春秋五霸,这些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说“春秋无义战”。
到了战国时期,战争的形式开始有了一定变化,从无义之战开始转向统一战争。各个诸侯国为了能够在统一战争中获得胜利,纷纷开始组织变法,引荐人才。那个年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哪家的思想能够迎合大一统的需要,统治者就会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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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
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儒家思想
客观唯心主义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两种基本形式中的一种;它认为精神是世界的本原,是第一性的,但这精神并不是个人的主观意识,而是存在于宇宙空间的一种神秘的、客观的精神。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前427年—前327年),他把这种“客观”精神称为“理念”;中国南宋唯心主义哲学家朱熹(1130年—1200年),他把这种精神称为 “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1770年—1831年),他把这种精神称为“绝对观念”或“绝对精神”。 唯物主义有机械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区别,机械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是由各个个体组成的,如同各种机械零件组成一个大机器,不会变化;辨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永远处于运动与变化之中,是互相影响,互相关联的。机械唯物论的代表人物是费尔巴哈,辨证唯物论的代表是马克思。至于对朱熹的理论理与气都是意志而并非物质 唯物主义:物质是本原,物质决定意识。 唯心主义:意识是本原,物质依赖于意识。 我认为是因为这个属唯心主义的…朱熹的“理”是封建道德伦常,是天理的体现,是绝对、永恒、神圣不可侵犯的。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朱子语类》卷一),“理即礼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无逃于天地之间”。我也是高二的学生,理解的可能不太到位…你最好问问老师。希望能帮助到你。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汉初,当时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所谓黄老道行无为之治。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的根本。鉴于秦朝苛政的覆灭,统治阶层意识到仁政对于维持王朝稳定统治的必要性,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三百馀年。汉代的入学已不同于先秦儒学。它是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基础,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的新思想体系,有利于君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术,作为独尊儒术的基础学说。在汉朝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对此问题,一些学者也有不同看法。如历史学家黄现璠说到:“……儒学独尊之原因,在客观条件上是由于汉至武帝,六十余年间,社会经济已呈繁荣;帝王集权亦经树立;学术思想自然趋于统一。盖诸家学说皆与帝王集权冲突,如墨家主平等,道家主放任,等等,皆不利于帝王集权。儒家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正合帝王专制之治。加之,儒家学说范围极广,言训诂注疏校勘典章制,甚至阴阳五行等,皆可附从,故得信仰者众。为此,武帝乃行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遂取得独尊地位。于是,五经博士(见前引《儒林传·序》)弟子以及用儒生,行夏时即于此时开始。博士儒学参与实际政治,已非文景时具官待闲。当时儒家之政治哲学是大一统、尊王及绝对王权三大理论。三大理论之根据皆以春秋“春王正月”为出发点。关于大一统之思想,《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有云:“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七卷第二十三,述之尤详:“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其门徒亦抱“是古非今”之态度。汉儒变而改制,直欲改秦制,而法周道,顾其所谓改制,系托古行己意,与周制不同。即如大一统之政治哲学,便是显著之例。所谓大一统,依董仲舒解释“一统乎天子”,即帝王集权之义。帝王集权的内涵,第一,须抑制诸侯,依《春秋公羊传》:1。诸侯不得专封,诸侯不得专地,3。诸侯不得专讨。实则周代诸侯,专封、专地、专讨,比比皆是。第二,须抑制大夫,1。大夫不得世袭,2。大夫不得专执,大夫不得专废置君。然观周代大夫,正与此相反。尊王之说,为汉儒尊崇天子积极表示。亦与周代“天下宗周”不同,周代天子与诸侯,不过国与国之关系,天子特为名分上之共主。而汉儒依托春秋,特立“王者无外”之最高原则。其实春秋是“王者有外”,《春秋公羊传·成公八年》云:“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孔子且有“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退于夷狄则夷狄之”之言,又何尝有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主张。如成公八年,钟离之会,外吴而不外楚,郧之战,予楚而不予晋,即其例也。绝对王权之说,即天子只对天负责,不对民负责。例如灾异之变,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三十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按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虽则帝王对天负责,然引起灾异之变之责任,乃为宰相,不是帝王,故黜罚之罪,亦为宰相,无及帝王,此无异于十七世纪英王查理一世时代盛行之王权神授说。所谓王权神授,即帝王对于国家人民具有绝对权力。此类学说,与周末“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思想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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