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钟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嘲笑了伪文化人的可笑,可怜和可耻
《围城》在抗战背景下,以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方鸿渐在事业和爱情上的追求和挫折为主要线索,对知识分子群进行刻画,揭露中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表现出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战乱中的彷徨和空虚。作品把道德、风俗和人情的批判熔于一炉,以现代机智讽刺的风格嘲讽中国的西式知识分子。小说中所有人物都被塑造为盲目的追寻者。他们不断追求与不断失败的交替构成了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反讽。这种描述和讽刺都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有相似之处。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在钱钟书的创作中,《围城》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杰出的幽默艺术与讽刺才能。那么这部小说的讽刺艺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方面,小说的嘲讽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同时腾挪变化,摇曳多姿,深邃锋利而又妙趣横生。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由于忘带演讲稿临时起讲梅毒与性引起轩然大波,既表现了他游学者的荒唐见识、混世者的滑稽个性,也蕴涵了作家对如此留学生的有意捉弄与对国人愚钝、僵固观念的深刻悲哀,一石数鸟。
一、讽刺的层次感与参差性。针对不同的人事,作品分别采用不同的嘲讽,分寸把握得准。如方老先生虽然性格酸腐却不失民族气节,小说写他拒绝作汉奸下水而未得到政府表彰,内心颇为委屈“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孀妇不见容与翁姑的怨抑”。而同样是以家常拟国事,写到海上寓公们在国破家亡之际寻欢作乐则近似刻意的讽喻了。如果说对方鸿渐一类良知未泯的人物,小说的奚落、揶揄是善意的嘲讽,对于陆子潇、曹元朗一类自负又可怜的新旧知识者是不留情面的冷嘲;那么,对于李梅亭之流的鲜廉寡耻、皮厚心黑则完全是辛辣的讽刺和严正的揭露,作者毫不掩饰和克制嫌厌憎恶的态度。
二、讽刺的广度与力度兼胜。《围城》善于调和古今中外、杂揉大小轻重,混同雅俗庄鄙,将它们冶于一炉,熔铸成“合金型”讽刺,力度广度兼备。对买卖假文凭的长段讽喻是一适例。《围城》的讽刺往往引类联想联翩而至,越过表面直透底里,表现出既深邃又宽阔的力量与气度。
三、讽刺的智性品格。《围城》的讽刺艺术智慧超迈,知识密集,体现忧世伤生而博闻多识的学者本色。如打趣学国文出洋“深造”的社会风尚,借“中立”作拆字游戏来揭露西方列强在抗战初处理国际关系的实利原则与虚伪性,方鸿渐挖苦一些留学生不学无术却好充大的丑态也是在风趣的比喻中进行的。
中国文学历来幽默少讽刺多,笑声相对凝重。用钱钟书的话来说,缺少“银笑”,如同注入了铅:冷硬、沉钝、辛辣、凝滞,少流动感,不够轻盈爽朗。老舍说:“机智是将世事人心放在X光线下照着”,“它是用极聪明、极锐利的语言,来道出像格言似的东西,使人读了心跳”,《围城》可当此语。
《围城》被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钟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
作者在小说中刻画了一大批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游离于当时的抗日烽火之外,虽然都是留学归来,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又缺乏同传统势力和思想斗争的勇气,结果甚至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
主人公方鸿渐、“冷若冰霜、艳若桃李”的苏文纨、庸俗贪财的学术骗子李梅亭、柔顺之下深藏心机的孙柔嘉等……作者以机智的幽默和温情的讽刺,剖析了这群人的个性与道德上的弱点,揭示了他们的精神困境,所以有人评论《围城》是“现代的《儒林外史》”。
扩展资料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这正是钱钟书的着力点之一。
一、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
二、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
三、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
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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