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关雪》中，余先生开篇便道：“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出自《宋史》中刘挚所言，一经顾炎武在《与人书》中所引，从此成为文人永远的自嘲。文化被专制主宰，权力之掌对文人的翻手云覆手雨，文人对政权的苟且，可不真是“无足观”嘛。余先生的文化散文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文化的灾难上，集中在这一类的文人和文化事件上，如苏东坡（《苏东坡突围》），有清一朝被流放的文人（《流放的土地》），明末清初的文人（《一个王朝的背影》），发现并盗卖敦煌文物的王道士（《道士塔》）
这句话实际上是顾炎武针对当时封建文人所谓士大夫阶层的某一部分而说的。，乃知顾氏所贬斥的是那些自命不凡，迂腐不堪的文人。
指他们身上沾染了酸腐自傲的文人气 一无是处了。
钱钟书先生，字默存，号槐聚，1910年生于江苏 无锡。十岁入东林小学，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 学接受中学教育，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1932年在清华结识杨绛先生，次年毕业，赴上 海光华大学执教。
1935年，先生与杨绛先生完婚，然后同赴英伦 留学。两年以后，先生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 中国》一文获副博士（B。litt）学位。之后随杨 绛先生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被清华 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 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 珠港事件爆发，先生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 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
抗战结束后，先生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 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 年中，其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 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先生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 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唐诗 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先生受到冲击，并 于1969年11月与杨先生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 校”。1972年3月回京，当年8月《管锥编》定稿 。
1979年，《管锥编》、《旧文四篇》出版。1 982年起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 84年《谈艺录》（补订本）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
1998年12月19日，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 88岁。
钱钟书简介
钱钟书(1910—1998)，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因他周岁“抓周”时抓得一本书，故取名“钟书”。
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在这一时期，他刻苦学习，广泛接触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成果。1933年大学毕业。1935年和作家、翻译家杨绛结婚。同年考取公费留学生资格，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攻读两年，又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一年，于1938年回国。曾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钱钟书深入研读过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的阅览和研究，著有多部享有声誉的学术著作。他的散文和小说也很出色，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可谓家喻户晓。
钱钟书从小就聪明过人，但他的天赋主要表现在文学上。他喜欢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特别不愿意按部就班地逻辑推理，因此对数、理、化等课程深恶痛绝。钱钟书进入中学读书后逐渐喜欢上了英语。钱钟书所在的中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学校，大部分课程都是用英文讲授。他的英语成绩很好，但是他从不上英语课，也不看英语教科书，上课也不记笔记，而是低头看外文原版小说。因此，他的英文几乎完全靠自学，充分表现了他卓异的语言天赋。尽管学习成绩很好，但在生活方面，钱钟书确实有点“痴气”。比如，他总分不清东西南北，一出门就分不清方向；穿衣服不是前后颠倒，便是内外不分。最出洋相的是上体育课，作为领队，他的英语口令喊得相当宏亮、准确，但他自己却左右不分，不知道该怎么办。口令喊对了，自己却糊里糊涂不会站，常常闹得全班哄堂大笑，自己却莫名其妙。聪明过人却又时常“糊涂”，这就是叫人难以捉摸的钱钟书。
钱钟书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与吴晗、夏鼐被誉为清华“三才子”。与陈衍老人的交往更体现了这一点。陈衍，号石遗，晚清“三大诗人”之一，在当时的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石遗老人对当时的诗人学者甚少许可，但是对钱钟书却另眼相看。每年寒暑假钱钟书从清华回无锡，石遗老人都要邀他去自己家。有一次，石遗老人说起清末大诗人王运：“王运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世兄知之乎？”钱钟书对曰：“应该是个矮子。”石遗笑说：“何以知之？”钱钟书说：“王死时，沪报有滑稽挽联云‘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以此得之。”石遗老人点头称是。又说王运的著作只有《湘军志》可观，其诗可取者很少，他的《石遗室诗话》中只采用某两句，但已记不起是哪两句了。钱钟书马上回答：“好像是‘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石遗老人不由得惊叹：“世兄真是好记性！”
钱钟书先生作为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成就举世瞩目。晚年的钱钟书闭门谢客，淡泊名利，其高风亮节为世人所称道。有位外国记者曾说，他来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万里长城，二是看钱钟书。他把钱钟书看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还有一个外国记者因为看了钱钟书的《围城》，想去采访钱钟书。他打了很多次电话，终于找到了钱钟书。钱钟书在电话里拒绝了采访的请求，并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中央电视台开辟了一个面对大众的颇受欢迎的《东方之子》栏目，许多人拚死往里钻，以一展“风采”为荣，但当节目制作人员试图去采访钱钟书时，却遭到了他坚决的拒绝。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想邀请他去讲学，时间是半年，两周讲一次，一次40分钟，合起来大约是8个小时的时间，而给予的报酬是16万美元，但钱钟书丝毫不为所动。还有人在巴黎的《世界报》上著文称：中国有资格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非钱钟书莫属。钱钟书对这个评价不但不表示接受，反而在《光明日报》上写文章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公正性。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按照钱钟书先生遗愿，先生后事一切从简，遗体由两三个亲人送别就行了，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火化当天，在现场送行的，始终只有20多个人，包括钱钟书的女婿、外孙、外孙女，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一些朋友。还有一些人是听说后自愿赶来的。钱钟书的遗孀、著名学者杨绛把一小朵紫色的勿忘我和白玫瑰放在钱钟书的身体上。火化间的门关上时，别人劝她离开，她说：“不，我要再站两分钟。”她眼睛里隐隐有泪花。钱钟书的遗体火化后，根据他生前的意愿，骨灰就近抛洒。“这样的大学者，代表了一个时代。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光海外来的，可能就会有上千吧？”社科院外文所的薛先生说，“钱钟书走了，我们还是读他的书吧。先生就活在书里。”
这本书主要强调的就是文人无行这句话，揭示的是文人的另一面。因作者本人也是文人，从自己内部阵营里倒戈出来，当然是入木三分。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我的理解是，如果一个人，拼命地跻身文坛，便没有了当初的真性情，成为了文字的奴隶。很多行为让人看不起。
这可以从当今社会找到注脚，如一些文人相互吹捧，相互拆台，文人相轻，炒作、出卖、粉饰，不忏悔，不认错等行为找到答案。
但这并不是说这个社会不需要文人，之所以存在，必有其理由和价值。
所以，毛病是有，但不能由此抹去文人的作用和价值，这也可以从现实中找到答案：总是有作家能感动我们，总是有文人敢于直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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