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布斯辞职，几家欢乐几家愁。 乔布斯辞职后苹果股价下挫5%，与苹果公司有着直接利益的相关公司股价均受到冲击，纷纷下跌；而三星和HTC等苹果的竞争对手股价均有较高幅度的增长。股市显然将苹果等同于乔布斯，认为有乔布斯的苹果才具有杀伤力。 乔布斯事无巨细地主持开发着苹果的产品。苹果作为一家员工超过4.5万人，拥有全球顶级的产品设计师、工程师和营销人员的IT公司，由乔布斯一个人将公司所有人的凝聚力聚合起来，只为达到一个目的——创造。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国，品质一流的iPhone4也全部由中国企业生产代工。上到精密电子下到袜子、打火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是为什么中国就出不了“乔布斯”？ 中国与美国从文化、历史到体制和社会结构等都有差异，其中的一些差异阻碍了我国企业的发展，导致中国“创造”不够，少有“颠覆性”产品出现。 美国一直都是冒险家的乐园，从“西部淘金热”到今天的网络爆发，美国一直在制造着冒险宠儿。而苹果作为一家IT公司也是从冒险走向成功的。iPhone的问世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它标志着电话不再是电话，被赋予了时尚的功能，一切焕然一新。 而中国企业家缺乏冒险精神，不敢创新，更不敢创造，一直尾随着国外企业的创新路径扮演着追随者。就拿中国电视机行业来说，从背投电视到现在的液晶、等离子电视等，一直在追随着国外品牌的创新步伐发展，不仅不能快速拿到市场，同类产品也缺乏话语权。 不用创新就能赚钱，谁还创新？ 前些天美国唐人街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从事华人丧葬业务的商店里有些标有奔驰、保时捷LOGO的纸车模型。中国人肯定都明白，这些东西主要是在华人葬礼的时候焚烧用的，图一个心理慰藉，形式大于内容。但就是这些纸车给丧葬店老板带来了牢狱之灾。美国警方以侵犯商标权等罪名逮捕了丧葬店的老板。 国人肯定认为这是小题大做，认为美国人很滑稽，但是这充分说明了国外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我国正是因为缺乏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导致盗版和剽窃现象比比皆是。 此外，据2011胡润财富报告数据，中国已有96万个千万富豪和6万个亿万富豪，其中1/3的人参与房地产投资，且这一比例在过去三年都有所增长。 中国人喜欢赚安稳钱，当积累一定资本后希望避开实业的不确定危机，将财富投机到较稳健的房地产投资上，甚至很多国企都在旗下设置了地产开发公司。可以说，近年来火爆的房地产行业绑架了中国的制造业经济，也从侧面桎梏了中国企业的发展。 房地产的暴利让微利的工业制造企业无心恋战，中国的制造业优势渐失，这就是房地产暴利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 若想杜绝我国的房地产投机性，应该向德国学习。在德国，房地产不是暴利行业，制造业才是王道。在过去十几年，德国房价每年平均上涨1%，而物价水平每年平均上涨2%，相比之下，德国房价实际上在以每年1%的速度缩水。自1977年以来，德国平均房价上涨60%，而个人收入增长已超过了3倍。德国土地实行私有制，各级政府对土地的使用都有明确限制，商业区和住宅区划分明确，房地产价格取决于市场，而不是房地产商说了算。同时，德国的每笔房屋售卖交易和房屋租赁交易都会记录在案，以便统计出该区域租售房屋的平均价格，超过这一价格的将受到重罚。 如此遏制房地产商投机取巧，拒绝商家暴利，使得在德国炒房根本无利可图，也使得德国企业安心从事研发制造，杜绝了一夜暴富的念头。 中国出不了乔布斯，跟众多“中国特色”有着直接的关系，若要改善这种现状还需要政府和企业多方面努力，提高认识，建立适合孵化出“乔布斯”的环境和机制。 首先，需要“去山寨化”，政府扶持和鼓励企业创新，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奖励制度；其次，遏制房地产等投机性经济的大利润空间，防止企业抱有仅仅依靠资本即可获利的投机性心理；最后即为建立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打击抄袭、剽窃的企业行为，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分享到：欢迎发表评论 我要评论
废话少说，直接给予答案：
商人，是指唯利是图的人，以追逐利益为目标。当然，这里并不是贬低商人特定人的人格，而是描述“商人”这个概念的属性。
企业家肩负很多使命，成功的企业家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要肩负社会就业及国家利益。只有这样的人，才在获得收益时，受到广泛地尊重。
沃伦巴菲特是企业家，他可以拿出一半的个人财富来帮助社会公益事业；马云不是企业家，至少不是合格的企业家，他利用中国法律制度的漏洞，无休止剥夺客户的资金，鼓励那些贩卖假冒伪劣产品的人。这样的人迟早会遭到社会的唾弃！
一位企业家朋友曾不无担忧地说，当地的官员对他日益壮大的企业总是吃、拿、卡、要，虎视眈眈，如果官员不满意，随时可能让这个朋友倾家荡产
后世的所谓孔子思想的继承人却为了迎合帝王家天下的政治企图，刻意曲解了孔子的本意，把商人的地位贬斥到社会的边缘，士、农、工、商的排序成了社会共识
商人“跪着”生存，还因为政治生态为其预设了两条原罪：一是无奸不商，不符合道义要求；二是商人私欲无边，不利于社会稳定。
商人在满足私欲的过程中，会逐渐认识到个人私权的重要，保护私权的动机会带来维权、分权的行动，而这与统治者的公权、集权、专权至上是矛盾的
当一个企业主还在为吃饭问题焦虑时，你问他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他的回答估计是：那是个华而不实的东西。想知道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恐怕得敲一敲在天国的史蒂夫·乔布斯家的大门，向他虚心请教。乔布斯曾说，他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世界确实因他的精、气、神而改变，这是不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呢？
电影《让子弹飞》中有一句台词“站着就把钱挣了”，这反衬着今天的企业家生存境遇。投资人薛蛮子也说中国商人“现在基本上是跪和半跪的状态”。一位企业家朋友曾不无担忧地说，当地的官员对他日益壮大的企业总是吃、拿、卡、要，虎视眈眈，如果官员不满意，随时可能让这个朋友倾家荡产，为此，朋友的爱人走入了教堂，去寻求神的护佑。企业家置身于如此让人没有安全感的政治生态中，神能解救得了他吗？
翻开中国的历史看看，整个政治生态的多数大人物都是用居高临下的眼光上下打量着做生意的商人，吓得商人战战兢兢。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虽四分五裂，但诸子百家思想自由，没有大一统的理论教条捆绑人的精神追求，因而，做生意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一个生意做得很好的人。好为人师的孔子一方面为子贡有做生意的本领而高兴，另一方面又给他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富而好礼与富而合道。通俗地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种企业家精神解释的版本是有钱、有礼、有道。
在孔子的眼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无可厚非。但是，后世的所谓孔子思想的继承人却为了迎合帝王家天下的政治企图，刻意曲解了孔子的本意，把商人的地位贬斥到社会的边缘，士、农、工、商的排序成了社会共识。士，读书，参加科举，然后做官，是第一选择；农，种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图个田园生活，是第二选择；工，加工、冶炼、发明个小生产技术，用于日常生活，是第三选择；商，做买卖、做生意，调剂小日子的余缺，是第四选择。日久天长，甚至连理学大家朱熹也瞧不上商人，他曾说商人的作用就是管个吃饭、穿衣，如果再做别的就有害了。如此境地，商人只能是小商人，只能做小生意，只能“跪着”生存了。
商人“跪着”生存，还因为政治生态为其预设了两条原罪：一是无奸不商，不符合道义要求。2000多年的“义利之辨”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演变成了义先利后、为义舍利，如董仲舒所说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熹口中的“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不顾利害，只看天理当如此”。儒家拔高了“义”的道德价值地位，因而贬低了“利”的正当地位。这种褒贬在世俗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扭曲，以至于把“见义忘利、唯利是图”的帽子扣在了商人的头上。有了这样的社会负面认证，商人必须寻求生存之道，应变之一就是给自己再戴上一顶“儒商”或者“红顶商人”的帽子，以便抵消负面影响，晚清时代的胡雪岩、盛宣怀，以及徽商、晋商、淮商、闽商等商人帮派就是其典型。
二是商人私欲无边，不利于社会稳定。秦汉以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服务于专制君王的等级制度建立，农业立国的原则成为主流，人人各安本分成为理想的社会模式。因而，商人被框定在十分狭小的圈子内做生意，以维持生计，正如荀子所言“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然而，商人总是不安于现状，不满足于吃饭、穿衣，而且其嗅觉总是很灵敏的，贱买贵卖，东挪西用，借助水陆交通，总能获得一定的利润，占有一定的财富地位，从而形成商人阶层特有的生活方式。在统治者的眼中，如果商人的这种生活方式被很多民众效仿，那么农田就没有人种了，整个社会的礼仪秩序、等级秩序就会乱掉，社会就无法稳定。从中可以看到一个矛盾：商人在满足私欲的过程中，会逐渐认识到个人私权的重要，保护私权的动机会带来维权、分权的行动，而这与统治者的公权、集权、专权至上是矛盾的。因而，“富可敌国”的商人要么“大隐隐于市”，要么以财买官、以财贿官，才能不被统治者以维稳的名义铲除。
虽然商人的政治地位一度也有好转，但总是难以与作为读书人的“士”阶层相比。16世纪，中国商业经济空前活跃，思想家王阳明也曾破天荒地肯定商人的地位和价值，为一个叫方麟的商人书写墓表；17世纪，商人阶层开始崇拜商界前辈白圭、子贡、陶朱(范蠡)，商人自己也开始了历史寻根之旅；19世纪，清朝官员沈垚也曾在文章中称商人为豪杰；20世纪初，民国的许多实业家在中国的战火中开始了艰难的历练。对这些时期商人角色的最好评价是“士魂商才”，即使商人的灵魂和“士”没有什么两样了，可是商人仍旧是商人，享受不了“士”的待遇。可见，传统政治生态下的中国商人地位还是不能与“士”比肩。
商人的地位虽曾有好转，但是一遇到严酷的政治空气就又被打入了冷宫。上述两条原罪的升级版后来竟然出现在社会主义“文革”时期。在虚幻的意识形态的教唆下，非人性的阶级斗争将商人贬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斗私批修”、“打倒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恨斗私字一闪念”成为潮流，做生意、有钱、富裕成了十分可耻、可恨的事情。这个时候的商人连跪着生存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更谈不上什么精神追求了。
在此两条原罪的阴影中，中国商人要想有一种具有独立人格的精神品质根本不可能。1992年，中国确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社会对商人的认识多了几分尊重，商人也被改称为“企业主”、“企业家”了，其命运迎来了比较好的时期。然而，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在今天的中国仍是稀缺品，因为政治生态中仍有太多的绊马索，导致的结果就是企业家不得不跪着或半跪着生存。
例如，太多的行政法规逼迫企业家不去投资实体经济，反而让他们去投机、赌博，在楼市、股市、期货等市场中流连忘返。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不无讽刺地说：“企业家不愿投资实体经济，原因之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行政法规。上一个实体项目，要敲几十个公章，面对几千条‘严禁’，几百条‘处罚’。如果严格执法，实体企业家全要在监狱里过年。不能全抓，就出现了选择性执法。去年(2011年)才取消的投机倒把罚款条例，能把一半的民间资本罚为财政收入。庆幸我退休啦。”不做实体经济的企业家能有好的归宿吗？热衷于投机行业的企业家精神是不是一种变态的精神追求呢？
再如，金融行业的垄断让中小企业度日如年，一些创业的草根阶层要么在刀尖上跳舞，挑战法规的弹性，要么忍受高利贷的巨大风险。沸沸扬扬的“吴英案”就说明了垄断行业害人不浅。此外，一些政府官员变本加厉的寻租行为也让企业家担惊受怕，度日如年。
企业家精神的春天在哪里？
今天的世界是平的，也应该是个人本位的。当美国人马克·扎克伯格要把Facebook上市的消息传到中国时，中国的微博运营刚在尝试实名制，何时能与Facebook链接在一起还是未知数。扎克伯格的成功与他的前辈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一样，都是美国个人本位创业梦的实践者。整个世界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进入了个人本位时代，个人觉醒的时代到了，而以集体为本位的政治生态终将被淘汰。处在真正个人本位政治生态中的企业家，才能站着而不是跪着或半跪着挣钱，企业家在此基础上才能孕育出风骨和精神。
如果个人能够深刻地意识到自我的权利和潜能，并坚持把它发挥出来，那么他就有了一个企业家的作为。如果他还能够在经营自我的同时，还释放出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创新、超越等价值观，那么他就具备了稀缺的企业家精神，不仅装备了身心，还照耀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