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代官府藏书之探微
商朝（约前1711—前1066年）
开始出现正式意义的骨质典籍。据《尚书？多士》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古人有意识地收藏、整理甲骨文字，成为藏书活动之真正开始。
早期文献形式除甲骨外，还有青铜器铭文、石器、玉器、陶器，甚至最初的竹木简牍、缣帛等。
商朝储藏典籍处所为宗庙。《孟子正义？告子章句下》注载：“典藏受之天子，传自祖先，藏诸宗庙。”
掌管早期图书档案之官吏称为“史官”。史官负责著作、整理、加工、典藏等诸多事务，尤以记录、保存史实为重。
约前1312—前1066年（帝盘庚—帝辛），也就是盘庚迁都殷（今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至商朝灭亡期间，文字记录的载体以甲骨为主，且集中藏于安阳小屯村，以“龟室”贮藏，到了近现代人们大量发掘，史家称之为“殷墟甲骨”。
西周（约前1066—前771年）
周朝藏书处所为龟室、图室、太史府、盟府、上庠。其龟室专门贮藏甲骨文献；图室储存青铜器、石器、玉器、陶器，及竹木简牍、缣帛等文献；太史府藏有法典、档案、盟誓、券书；盟府则专收盟约。
周王室及各国家机构，设立搜集保管文籍资料之人员。即所谓“五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周代官府中则设置府、史、胥、徒等职，负责管理典藏图册与档案资料。（《周礼注疏》）
周代的还有“司书”一职，专门“掌邦国之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图，以周知入出百物……。”（《周礼注疏》）
据《周礼》记载，官府藏书“设官分守”。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管六册，即政治事务、教育风化、礼仪形制、军事事务、法律条文、工程建筑等，并由大史总其责。
西周甲骨集中藏于周原一带，即今陕西歧山凤雏村。
周时重要通行典籍为《春秋》、《世》、《诗》、《语》、《故志》、《训典》等，流传广泛，亦为官府、私人藏书重点。
春秋（前770—前476年）
各诸侯国自立史官，储藏典籍，藏书处所仿照周王室，设于宗庙和太史府，并建盟府以藏盟约。典籍管理人员也一如周王室所设，有天府、太史、小史、府、史、胥、徒等。
国家典籍此时皆藏于宫府。《左传？襄公十一年》载：“国之典也，藏在盟府”。
秦国最早设史藏典，鲁、齐、郑、卫、赵、楚、魏、虢等纷纷效仿。史官大多以有学之士担任，秉笔事君，亦开始自藏典籍。《史记？秦本记》
春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收藏周室图书典籍甚丰。晋侯使臣韩宣子曾于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叹曰：“周礼尽在鲁矣”。
《左传？昭公十五年》载，晋国太史籍谈出使周朝，周景王问其为何没有贡物？谈答曰，晋国从未接受过周王室赏赐，故没有贡物可献。周景王指出，从晋国始祖唐叔开始，就受王室赏赐。又问其姓氏来源，籍谈答不上来，周景王遂告诉他，其九世祖“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景王又问“‘女（汝）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无以对，宾出。王曰：‘籍父其王征乎，数典而忘其祖”。意为其谈起国家的礼制掌故来，把自己祖宗的职守（掌管国家史册）都忘了。此即成语“数典忘祖”的来历。
李耳，世称老子，曾为周守藏室之史（《庄子？天道篇》）。亦有称柱下守藏史（《儒藏说》）或柱下史（《汉书？艺文志》）。按现代意义论之，老子当为最早之图书馆管理员。
前479年（敬王四十年），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卒。相传其整理《诗》，删修《春秋》，为《诗》、《书》作序，确定儒家经典，为中华文化传播发展贡献极大。亦善于藏书，以“六艺”为主，各国《春秋》史记达120多种。卒后，藏书被弟子供奉。
战国（前475年—前221年）
民间藏书开始增多。《韩非子？五蠹》载：“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鞅）、管（仲）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未者寡也；境内之民皆言兵，藏孙（武）、吴（起）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前361—前338年（周显王八年—三十一年），秦律中规定，“挟书者族”。是为秦孝公采取禁止民间藏书之措施，也是藏书史上首次禁书令。
前359年（周显王十年），秦孝公三年，“商君教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焚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韩非子？和氏》。此为中国古代焚书最早之记录。
战国纵横家苏秦，有藏书数十匣。曾10次上书劝说秦王无效，狼狈回家，“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战国策？苏秦列传》）。最后佩六国相印而返故里。
惠施为梁国相，博学强记，多私人藏书。《庄子？天下篇》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即“学富五车”典故之来源。
秦代（前221——前206年）
秦统一中国过程中，也建立起宫廷及政府藏书机构，掌管图籍秘书之官员封为御史大夫。《史记？太史公自序》载：“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所言明堂、石室、金匮均为秦朝国家藏书之所。
秦官府藏书已有较大规模。其图书来源于秦多年收集和缴获原六国官府秘藏。以儒家经典、百家之言、秦国史记、典章律令、舆地户籍、兵家秘书，以及医药、卜筮、种树诸内容为主。
秦朝藏书由内廷与政府分别管理，井然有序。其宫廷所藏主要供皇帝阅览、利用，由御史执掌；政府藏书按职能部门分掌，郡县图籍、户籍、计簿等由丞相府掌管；律令图书藏于御史府；各国史籍、盟书由史官分掌，《诗》、《书》及百家书由博士官管理。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之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
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
因方士侯生、卢生讥议秦始皇“刚戾自用”、“贪于权势”、“专任狱吏”，博士“备员弗用”，并相约逃亡。秦始皇大怒，遣御史问案，诸生竞相举发，460余人受牵连，皆坑杀于咸阳。
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
秦始皇于宫内大宴群臣，商议朝政。丞相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谐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皆采纳之，焚诗书，禁私学，杀儒生方士，史称“焚书坑儒”。
孔鲋收其家所储《论语》、《尚书》、《孝经》等书，藏于旧宅墙壁中，隐居嵩山。至汉武帝时，破孔宅旧壁，得见其所藏之书，皆古文儒经。
前206年（秦二世三年）
楚王项羽入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宫府所藏典籍，随灰飞烟灭而不复存在。十月萧何入咸阳，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以藏。有《史记？萧相国世家》曰：“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
西汉（前206—25年）
高祖时（前206—前195年）
萧何督造石渠阁以储入关所得秦朝书籍；造麒麟阁，贮存贤臣画像等典籍；造天禄阁，庋藏其他典籍。此三处为汉代官府主要藏书楼，由此奠定西汉一朝藏书基础。此外，在太常、太史、博士、太卜、理官等处也有藏书。
汉朝初年政府藏书处“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密室之府。”（《汉书？艺文志》）
前124年（元朔五年）
武帝检查国家藏书，发现“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乃命丞相公孙弘广求天下之书。设置太史，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致使数十年后，书积如山，各类典籍增至33090卷，从而巩固了皇家藏书的基础。
前93年（太始四年）
于孔子故宅墙内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孔安国为孔子后代，悉得其书，并献之朝廷。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现竹简之记载。
前73年（本始元年）
文不识家富藏书，尝给予匡衡图籍以助其学。“（匡）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葛洪《西京杂记》）
前66年（地节四年）
太常官苏昌以职务之便，将国家藏书借与大司马霍山抄写，遭免官。霍氏欲“献城西第，入马千匹，以赎山罪”（《汉书？霍光传》）。帝终不允，且寻机以谋反之罪将霍山处死。
前32—前7年（成帝时）
成帝在原萧何所造石渠阁内庋藏秘书。
东平王刘宇奏求成帝，欲观览《史记》和诸子百家书。帝听从大将军王凤所言，严守秘藏，终不借予。
前26年（河平三年）八月
成帝命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又遣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就，（刘）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汉书？经籍志》）
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领校国家藏书，并撰成《别录》20卷。其为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提要之汇编本，由刘向校书时将所著录图书简要内容抄奏皇帝后，又另抄留一份，积累而成。
前7年（绥和二年）四月
哀帝使刘歆继承父（刘向）业，典领《五经》，于是歆将藏书迁至天禄阁整理。前5年（建平二年），刘歆编成《七略》7卷。此书在其父《别录》基础上撰成，除辑略外，另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6大部（大类），38种（小类），634家，著录图书13397卷，图45卷。《七略》成为西汉国家藏书总目录，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图书分类法。
23—25年（更始元年—三年）
王莽败死后，未央宫及其典籍遭焚毁。至25年（建武元年）夏，赤眉军攻陷长安，其他宫阙典籍也被焚烧无遗。
东汉（25—220年）
25—57年（光武帝时）
光武帝刘秀喜好经术，极力搜讨。“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集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图书），云会京师（洛阳），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至。”自此以后，藏书三倍于前。《后汉书》
58—75年（永平间）
贾逵为《左氏传》、《国语》解诂51篇，上疏呈进。显宗（汉明帝）重其书，写藏秘馆。并拜贾逵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
58—75年（明帝时）
建兰台、东观等政府藏书机构，并设兰台令史（官府藏书机构之管理官员）等掌管藏书事务。又设仁寿阁皇室藏书，其后再设辟雍、宣明、鸿都等藏书，命班固、傅毅等典掌。
明帝遣使赴大月氏，携带《四十二章经》等佛经归国，并藏于兰台石室第十四间内。是为政府收藏佛经之最早记录。
62年（永平五年）
班固升迁为兰台令史，主持校理国家藏书，贾逵、傅毅、孔僖、杨终等人先后参与此事，历时20余年。由此编制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汉书？艺文志》。至92年（永元四年）班固卒。其撰著《汉书？艺文志》1卷，为史志目录，记载汉代藏书之盛，是在《七略》基础上增删、改编而成。著录共计596家，13269卷。是我国现存最古老之书目和目录学文献。
67年（永平十年）
蔡愔于大月支请得叶迦摩腾、竺法兰两僧，以白马驮载佛经42章及释迦牟尼立像1尊以归。次年，在洛阳建寺，且以“白马”命名（即今白马寺），经书则藏于兰台、石室。此为佛教传入中国，佛经在中华大地传播之标志。
76—88年（章帝时）
汉章帝“诏求亡佚，购募以金”（王充《论衡》）。是为历史上首开货币征书之先例。
107—122年（安帝时）
邓皇后主持进行了政府藏书之校理工作，历时10余年，成绩显著。
159年（延熹二年）
桓帝设置“秘书监”。为政府藏书管理机构，隶属于太常，专事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秘书监设官一人，秩六百石，下设校书郎中、校书郎。（《东观汉记》）
170年（建宁三年）
蔡邕是年拜郎中，校书东观。
175年（熹平四年）
蔡邕始刻“熹平石经”。灵帝许之，光和六年（183）刻成，立于太学门外。所刻经书，为《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辆），填塞街陌。”
190年（初平元年）
董卓挟汉献帝从洛阳迁长安，使汉朝近400年积累之图书散失殆尽。“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才七十余乘。”而其半道“复弃其半数”。（《后汉书？儒林传》）
192年（初平三年）
藏书家蔡邕卒。尝校书于东观、兰台，聚书近万卷，多得之于帝所赏赐或秘阁所抄，且有世所罕见之本。晚年将藏书载车数辆，合6000余卷，赠予王粲。
216—220年（建安二十一年—建安二十五年）
曹操为魏王时，设秘书令、秘书丞。其中秘书令充中书之任而兼管图书秘籍。
曹操搜采东汉官府遗书，藏于三阁，以建立魏国官藏体系。
蔡邕之女蔡文姬应曹操请求，“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后汉书？蔡文姬传》
三国（220—265年） 220—265年（曹魏）
崇文馆设为魏国藏书处。魏兰台（即外台）所藏书籍由御史典掌。
郑默主管曹魏皇家藏书，考核旧文，删省浮秽，编成藏书目录《魏中经簿》，记载魏国一朝藏书情况，从此国家藏书朱紫有别。
220年（黄初元年）
魏文帝曹丕即位，设中书令典尚书奏事；改秘书令为秘书监，专掌艺文图籍，中书与秘书分开。置秘书监、秘书左、右丞、秘书郎中官职。其中秘书丞协助秘书监统领官府藏书机构之各项事务；秘书郎中又称秘书郎，掌管图书的收藏及分判校勘、抄写事务；后又设秘书校书郎，专掌校勘残缺，正定脱误之事。
魏文帝曹丕诏令修茸因遭董卓之变而受损毁的熹平石经。又命秘书监王象等学者，以三阁藏书为依据，将儒家经典分门别类，重加排列，编成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庋藏于秘阁。并从此开官修大书之先河。
221—263年（蜀汉）
刘备称帝后，鸠合典籍，依汉制建“东观”以藏书。又设秘书令、秘书郎、秘书吏诸官掌管秘府藏书。任用王崇补东观，郤正为秘书郎
222—280年（孙吴）
孙权称王，建都南京。亦仿汉制设“东观”，为国家藏书之所。
240—248年（魏正始间）
洛阳太学刻立“正始石经”。所刻三体经书有《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传》至庄公中叶止。石经分刻于35枚石碑上，碑高192 厘米，宽96厘米。
西晋（265－316年）
265—275年（泰始间），国家此时有藏书29945卷。
晋沿袭汉魏旧制，以秘阁为内阁，以兰台为外台，加崇文院，同为政府藏书处所。
晋“武帝以秘书并中书省，其秘书著作之局不废”（《晋书？职官志》）。并“遣秘书、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书郎中四人各掌一焉”（《晋起居注》）。
晋武帝司马炎倡导各地呈献典籍，以充实政府藏书。有凉州刺史张寔遣使护送图籍赴洛阳，各州郡亦纷纷响应，献书尤多。
274年（泰始十年）
武帝命秘书监荀勖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晋官府藏书。历时数年，至太康间年间完成。荀勖先后复核、检对图籍10万余卷，据此编制出国家藏书目录《中经新簿》，亦称《晋中经簿》。全书正文14卷，附佛经2卷，共著录图书1885部、20935卷。分甲（经）、乙（子）、丙（史）、丁（集）四部，仅录书名、卷数、撰人及简略说明，为我国第一部四部体系分类目录。今佚。
279年（咸宁五年）
汲郡人不准盗掘战国魏襄王墓，有大批竹简出土。共计装载数10车，约10余万字。因全为竹书，地在汲郡，故史称“汲冢竹书”。晋武帝司马炎命将全部竹简运至京师，收于秘阁庋藏。武帝时下令整理“汲冢竹书”。著名学者荀勖、和峤、挚虞、卫恒、束晳等参与此事。后于晋惠帝时，再次进行整理，终得史料价值极高之《竹书纪年》。
280年（太康元年）
晋六路大军直取吴都建邺，王浚、司马★入“会诸军入自都城，屯太初宫，收其图籍府库。”其后悉数运至洛阳庋藏。《晋书》
281年（太康二年）
置“石渠阁”，储藏官府藏书。
290—312年（惠帝、怀帝时）
惠怀之乱[惠帝时（290—306）有八王之乱；怀帝时（307—312）有刘聪陷洛阳之灾]使西晋秘阁所藏29000余卷尽毁无余。《隋书？经籍志》载：“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291年（元康元年）
惠帝“诏秘书典综经籍，考校古今中书，自有职务远相统摄，于事不专，宜令复别置秘书寺”（《唐六典？秘书省》）。其属官有丞，有郎，“并统著作局，掌三阁图书，自是秘书之府始属于外”（《通志？职官志》），成一独立政府机构。
292年（元康二年）
惠帝下诏，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由是秘书省不仅典掌图书专籍，且从事著作之务。
311年（永嘉五年）
匈奴首领刘聪攻入洛阳，焚烧都城，魏晋官府藏书化为乌有。
东晋（317—420年）
317年（建武元年）
晋元帝司马睿于建康称帝后，为兴学治国，诏令各地官民，征集图书。东晋国家藏书处为“秘阁”。因藏书量骤减，官府仅此一处庋藏典籍。
为积聚图籍，政府向私人藏书家借抄图书，充实秘阁所藏。张尚文、殷允、郗俭之、桓石秀等众多藏书，均被借去誊抄，故使秘阁藏书稍有增加。
东晋大著作郎李充整理官府藏书，编纂出东晋国家藏书目录《四部书目》，又称《晋元帝书目》。著录图书仅3014卷。然其确定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即经、史、子、集四部，后世以为永制。
375年（宁康三年）
前秦（建元十一年）苻坚禁老、庄、图谶之学，犯者弃市。又令公卿王侯子弟及将士皆诵儒学。尚书郎王佩犯禁读谶，苻坚斩之，学谶者遂绝。
386—534年（北魏）
北魏辟秘阁、东观为官府藏书之所。并仿南朝之制，设秘书监、秘书丞、秘书郎及校书郎等职，掌管国家典籍。
北魏平恒“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说明此时开始出现专门的“建楼藏书”行为。
386年（太元十一年）
北魏登国元年道武帝问博士李先何以收集书籍，增益学问。李先答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魏书？李先传》）。于是道武帝颁制天下，经籍稍聚。
391年（太元十六年）
徐广奉孝武帝之命校书。其检校秘阁四部藏书，共计36000卷（包括复本）。
393年（太元十八年）
王谧为秘书丞，表请向多书之家采借图书。尚书殷元、中书郎张敝、太子后率郄俭之、故太常桓石秀等家皆在其列。
403年（元兴二年）
桓玄代晋自立称楚帝。下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不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简策自此废除，简帛时代亦宣告结束，图书进入纸写本时期。
417年（义熙十三年）
刘裕入长安，平后秦，“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尽归江左。”（《隋书？牛弘传》）
南北朝（420—589年）
420年（刘宋永初元年）
刘裕代晋自立为宋（史称刘宋），收东晋官府全部藏书。
因典籍有限，刘宋承袭东晋之制，将四部图书仍藏于秘阁之内。
423—479年（刘宋景平元年—刘宋末年）
刘宋置秘书监1人，秘书丞1人，秘书郎4人，以管理典籍。藏书处增置“玄”、“史”二馆。
殷淳为秘书郎，校理秘阁藏书。并撰写四部书目（《南史》作《四部书大目》），共40卷。后协助谢灵运编著《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淳出力最多。
426年（刘宋元嘉三年）
文帝命秘书监谢灵运统领，整理秘阁图书，补足阙文。其后于后废帝元徽年间，由王俭负责，再行整理秘阁藏书。
431年（刘宋元嘉八年）
秘书监谢灵运撰成《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是为当时国家藏书总目。共著录图书1564帙，14582卷，佛经55帙，438卷。（近世姚名达认为谢灵运为殷淳误。）
466—467年（北魏天安元年—三年）
魏献文帝天安间，秘书郎高谧以“坟典残缺”，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献文帝从之。“由是代京图籍，莫不审正。”（《魏书？高谧传》）
470年（泰始六年）
刘宋朝廷设“总明馆”，移置部分官府藏书，并征学士以充之，下设儒、道、文、史、阴阳五学部。
473年（刘宋元徽元年）
后废帝命王俭等人，再行整理秘阁藏书。王俭由此主持撰成刘宋国家藏书目录《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4卷，共著录图书2020帙、15074卷。
478年（刘宋升明二年）
王俭撰成《七志》30卷，进呈皇帝。分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道经、佛经9大类。
479—502年（南齐）
南齐仍设置“秘阁”，以储藏四部图籍。管理书籍官员，也秉承刘宋体制。
483—493年（南齐武帝时）
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朏等整理官府藏书，撰成《秘阁四部书目》。著录图书18010卷，较之刘宋时书目增加3000余卷。
485年（南齐永明三年、北魏太和九年）
南齐武帝废总明观，并诏“于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南齐书？王俭传》）。俭奉旨从秘阁中选择善本，与总明观原藏四部书合为一处，同纳入家府。王俭家遂成为齐朝最高学府与学术典籍庋藏之地。
495年（太和十九年）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于是年诏求天下遗书。凡“秘阁所无，有裨益时用者，加以优赏”。并编制《魏缺书目录》至南朝借书，致使中国北方典籍收藏达到一定规模。孝文帝又命崔光兼秘书郎，校理国家藏书。
500年（景明元年）
北魏秘书丞卢昶编成《甲乙新录》（此处“甲乙”代表四部），是北朝政府第一部系统藏书目录。
500—515年（景明元年—延昌四年）
北魏宣武帝时，秘书丞孙惠蔚奏议，“求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获准后，由其统领进行了北魏规模最大的一次藏书整理工作。惠蔚见新旧典籍混杂，首尾不全，呈请依前丞卢昶所撰《甲乙新录》裨补残缺，损并有无，以为定本，并编出《缺书目录》1卷，以便收求补足。
501—502年（南齐中兴年间）
南齐末年，秘阁经籍因兵火延烧，大都遗散。
502—557年（梁朝时）
梁朝藏书处除“秘阁”之外，增设文德殿、华林园、东宫三地。梁朝掌管典籍机构由秘书监改称“秘书省”，置监、丞各1人，秘书郎4人，掌国之典籍图书。另有著作郎1人，佐郎8人，掌国史，撰起居注。此时梁东宫藏书已达3万卷。
502—519年（梁天监间）
梁武帝登基后，下诏向民间求书。“宜选陈农之才，采河间之阙。怀铅握素，汗简杀青，依秘阁旧录，速加缮写。”（《梁书？王泰传》）
武帝为保存典籍，防止书厄，决定增加官藏副本。天监初年，命张率等人主持抄写乙部典籍，其后，于天监二年（503）抄甲部书籍，天监七年（508），又抄丙丁二部图书。
秘书监任昉受命竭力搜集图籍。曾在文德殿内列藏群书，共23106卷，又将佛教典籍专藏于“华林园”。
武帝应秘书丞王泰之请求，准其校定缮写官府藏书，进行典籍整理。
503年（梁天监二年）
任昉任秘书监，主持官藏典籍整理。下令儒臣躬身部籍，广收异本，手自校雠。刘孝标、殷均、贺纵等人参与其事，典校用功，使秘阁藏书焕然一新。
505年（梁天监四年）
武帝诏置“集雅馆”，以招远学，开“士林馆”以延学士。并于二馆储部分藏书，供学士研读，派朱异、孔子祛、贺琛等学者赴馆讲学。武帝也曾亲临学馆讲经、听讲，大开建康学风，为一时佳话。
510年（梁天监九年、北魏永平三年）
北魏宣武帝诏，重求遗书于天下。
526年（梁普通七年）
阮孝绪约于是时编成《七录》12卷。此目体例仿《七略》、《七志》而自定法，分为内外2篇。内篇有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技录；外篇有佛法录、仙道录。共著录图书55部，6288种，44521卷。阮孝绪所编《七录》，在外篇中专设“佛法录”一类，分为戒律、禅定、智慧、疑似、论记五部，共收录各类佛典2410种、2595帙、5400卷。
528—532（北魏武泰—太昌间）
北魏尔朱荣之乱，官府经籍大多散落民间。
530年（北魏永安三年）
孝庄帝诏令御史中尉高道穆领儒学之士校理秘阁图书。是为北魏最后一次整理藏书。
531年（梁中大通三年）
萧统卒。其为梁武帝萧衍之长子，收罗古今图书3万卷，藏于东宫（梁朝国家图书馆）。建藏书楼名“文选楼”，召诸名士讨论坟籍，获称“高斋十学士”。根据东宫藏书，择其古今诗文之精华，编成《文选》30卷，选秦至梁代诗文700余篇，分为37类，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选集。
537年（梁大同三年）
侯景兵火烧洛阳城，文化典籍均遭损毁。
539年（西魏大统五年）
文帝命寇俊选置令史，抄集经籍。致使四部群书，稍得周备。
548年（梁太清二年）
侯景之乱，大兵洗劫金陵（今南京），东宫起火。“图籍数百橱，焚之皆尽”。（《太平御览》卷619引《三国典略》）
550—577年（北齐天保元年—承光元年）
秘府（即秘阁）、文林馆、麟趾殿为北齐政府藏书之所。其中，秘府藏四部典籍，文林馆主要储藏史部、集部图书，麟趾殿则为官藏校雠之地。
北齐秘书省典司经籍。设监、丞各1人，郎4人，校书郎12人，正字4人，又领著作郎2人，佐郎8人，校书郎2人。
具体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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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
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
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
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
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
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
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龠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
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
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
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与焉。
夫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
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考之前载，则《三坟》、
《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
遗，则《周礼》所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
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
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此则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诸侯亦
各有国史，分掌其职。则《春秋传》，晋赵穿弑灵公，太史董狐书曰“赵盾杀其君”，
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死者二人。其弟又书，
乃舍之。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语，左史倚
相趋而过。王曰：“此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然
则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记言书事，太史总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不虚美，
不隐恶，故得有所惩劝，遗文可观，则《左传》称《周志》，《国语》有《郑书》之类
是也。
暨夫周室道衰，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紊旧章。孔丘以大圣之
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惜将坠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
修《春秋》而正《雅》、《颂》。坏礼崩乐，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绝，七十子散
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莫辨，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圣人之至德丧矣，先王之要道
亡矣。陵夷踳驳，以至于秦。秦政奋豺狼之心，刬先代之迹，焚《诗》、《书》，坑儒
士，以刀笔吏为师，制挟书之令。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
汉氏诛除秦、项，未及下车，先命叔孙通草绵蕝之仪，救击柱之弊。其后张苍治律
历，陆贾撰《新语》，曹参荐盖公言黄老，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
犹以去圣既远，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纰缪，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
《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踳驳，不可胜言。此其所以博
而寡要，劳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
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司马谈父
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断自轩皇，逮于孝武，作《史记》一百三十篇。详其礼制，盖
史官之旧也。至于孝成，秘藏之书，颇有亡散，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
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
方技。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
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
一曰《集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略》，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
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光武
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袠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
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
《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
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
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
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
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
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
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
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
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
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
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
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
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
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齐
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
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
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
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
受字数限制，后几段译文暂缺，但是附件里有。
宋史富弼传
【原文】
富弼，字彦国，河南人。初，母韩有娠，梦旌旗鹤雁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笃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
仁宗复制科，仲淹谓弼：“子当以是进。”举茂材异等，授将作监丞、签书河阳判官。仲淹坐争废后事贬，弼上言：“是一举而二失也，纵未能复后，宜还仲淹。”不听。通判绛州，迁直集贤院。赵元昊反，弼疏陈八事，乞斩其使者。召为开封府推官、知谏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请罢宴彻乐，就馆赐北使酒食。执政不可，弼曰：“万一契丹行之，为朝廷羞。”后闻契丹果罢宴，帝深悔之。时禁臣僚越职言事，弼因论日食，极言应天变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
元昊寇鄜延，破金明，钤辖卢守{勤心}不救，内侍黄德和引兵走，大将刘平战死，德和诬其降贼。弼请按竟其狱，德和坐要斩。夏守赟为陕西都部署，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钤辖。弼言：“用守赟既为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与唐监军无异。守勤、德和覆车之辙，可复蹈乎！”诏罢守忠。又请令宰相兼领枢密院。时西夏首领二人来降，位补借奉职。弼言当厚赏以劝来者。事下中书，宰相初不知也。弼叹曰：“此岂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极论之，于是从弼言。除盐铁判官、史馆修撰，奉使契丹。庆历二年，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堂吏有伪为僧牒者，开封不敢治。弼白执政，请以吏付狱，吕夷简不悦。
会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萧英、刘六符来求关南地。朝廷择报聘者，皆以其情叵测，莫敢行，夷简因是荐弼。欧阳修引颜真卿使李希烈事，请留之，不报。弼即入对，叩头曰：“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帝为动色，先以为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劳之，英托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开怀与语，英感悦，亦不复隐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从，从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闻。帝唯许增岁币，仍以宗室女嫁其子。
进弼枢密直学士，辞曰：“国家有急，义不惮劳，奈何逆以官爵赂之。”遂为使报聘。既至，六符来馆客。弼见契丹主问故，契丹主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将以何为？群臣请举兵而南，吾以谓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劝用兵者，皆为身谋耳。”契丹主惊曰：“何谓也？”弼曰：“晋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乱，土宇狭小，上下离叛，故契丹全师独克，然壮士健马物故太半。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胜乎？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门者，以备元昊也。塘水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旧，民兵亦补阙，非违约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详。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晋以卢龙赂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皆异代事。若各求地，岂北朝之利哉？”
既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帛，坚欲十县，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为祖宗守国，岂敢妄以土地与人。北朝所欲，不过租赋尔。朕不忍多杀两朝赤子，故屈己增币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败盟，假此为词耳。澶渊之盟，天地鬼神实临之。今北朝首发兵端，过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猎，引弼马自近，又言得地则欢好可久。弼反覆陈必不可状，且言：“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南朝必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猎罢，六符曰：“吾主闻公荣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结昏可议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契丹主谕弼使归，曰：“俟卿再至，当择一受之，卿其遂以誓书来。”
弼归复命，复持二议及受口传之词于政府以往。行次乐寿，谓副使张茂实曰：“吾为使者而不见国书，脱书词与口传异，吾事败矣。”启视果不同，即驰还都，以晡时入见，易书而行。及至，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曰：“南朝遗我之辞当曰‘献’，否则曰‘纳’。”弼争之，契丹主曰：“南朝既惧我矣，于二字何有？若我拥兵而南，得无悔乎！”弼曰：“本朝兼爱南北，故不惮更成，何名为惧？或不得已至于用兵，则当以曲直为胜负，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执，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于突厥，当时赠遗，或称献纳。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岂复有此礼哉！”弼声色俱厉，契丹知不可夺，乃曰：“吾当自遣人议之。”复使刘六符来。弼归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气折矣，可勿许也。”朝廷竟以“纳”字与之。始受命，闻一女卒；再命，闻一子生，皆不顾。又除枢密直学士，迁翰林学士，皆恳辞，曰：“增岁币非臣本志，特以方讨元昊，未暇与角，故不敢以死争，其敢受乎！”
三年，拜枢密副使，辞之愈力，改授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学士。七月，复拜枢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结好，议者便谓无事，万一败盟，臣死且有罪。愿陛下思其轻侮之耻，坐薪尝胆，不忘修政。”以诰纳上前而罢。逾月，复申前命，使宰相谕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辽故也。”弼乃受。帝锐以太平责成宰辅，数下诏督弼与范仲淹等，又开天章阁，给笔札，使书其所欲为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大略以进贤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为本，欲渐易监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于是小人始不悦矣。
元昊遣使以书来，称男不称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则契丹为无敌于天下，不可许。”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礼云中，且发兵会元昊伐呆儿族，于河东为近，帝疑二边同谋。弼曰：“兵出无名，契丹不为也。元昊本与契丹约相左右，今契丹独获重币，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备之。呆儿屡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请调发为备，弼曰：“如此正堕其计，臣请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动。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飞语。弼惧，求宣抚河北，还，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郓州。岁余，谗不验，加给事中，移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
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葬之，目曰“丛冢”。明年，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凡活五十余万人，募为兵者万计。帝闻之，遣使褒劳，拜礼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职也。”辞不受。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
王则叛，齐州禁兵欲应之，或诣弼告。齐非弼所部，恐事泄变生，适中贵人张从训衔命至青，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驰至齐，发吏卒取之，无得脱者。即自劾颛擅之罪，帝益嘉之，复以为礼部侍郎，又辞不受。迁大学士，徙知郑、蔡、河阳，加观文殿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并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庆于朝。帝微觇知之，以语学士欧阳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诸梦卜，岂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顿首贺。帝弗豫，大臣不得见，中外忧栗。弼、彦博入问疾，因托禳禬事止宿连夕，每事皆关白乃行，宫内肃然，语在《彦博传》。嘉祐三年，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弼为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当是时，百官任职，天下无事。六年三月，以母忧去位，诏为罢春宴。故事，执政遭丧皆起复。帝虚位五起之，弼谓此金革变礼，不可施于平世，卒不从命。英宗立，召为枢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拜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祁国公，进封郑。
熙宁元年，徙判汝州。诏入觐，许肩舆至殿门。神宗御内东门小殿，令其子掖以进，且命毋拜，坐语，从容访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为，对曰：“人主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当如天之监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又问边事，对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观使留之，力辞赴郡。明年二月，召拜司空兼侍中，赐甲第，悉辞之，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时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拂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又言：“君子小人之进退，系王道之消长，愿深加辨察，勿以同异为喜怒、喜怒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险得志。又多出亲批，若事事皆中，亦非为君之道；脱十中七八，积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务渐有更张，大抵小人惟喜生事，愿深烛其然，无使有悔。”是时久旱，群臣请上尊号及用乐，帝不许，而以同天节契丹使当上寿，故未断其请。弼言此盛德事，正当以此示之，乞并罢上寿。帝从之，即日雨。弼又上疏，愿益畏天戒，远奸佞，近忠良。帝手诏褒答之。
王安石用事，雅不与弼合。弼度不能争，多称疾求退，章数十上。神宗将许之，问曰：“卿即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宁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谓如是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持不行。提举官赵济劾弼格诏旨，侍御史邓绾又乞付有司鞫治，乃以仆射判汝州。安石曰：“弼虽责，犹不失富贵。昔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何由沮奸？”帝不答。弼言：“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许之。遂请老，加拜司空，进封韩国公致仕。弼虽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无不言。郭逵讨安南，乞诏逵择利进退，以全王师；契丹争河东地界，言其不可许；星文有变，乞开广言路；又请速改新法，以解倒县之急。帝虽不尽用，而眷礼不衰，尝因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称‘老臣无所告诉，但仰屋窃叹’者，即当至矣。”其敬之如此。
元丰三年，王尧臣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参知政事时，当仁宗服药，尝与弼及文彦博议立储嗣，会翌日有瘳，其事遂寝。”帝以问彦博，对与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时事。嘉弼不自言，以为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遗奏，使其子绍庭上之。其大略云：
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纳说图任之际，听受失宜，上误聪明，浸成祸患。今上自辅臣，下及多士，畏祸图利，习成敝风，忠词谠论，无复上达。臣老病将死，尚何顾求？特以不忍上负圣明，辄倾肝胆，冀哀怜愚忠，曲垂采纳。
去年永乐之役，兵民死亡者数十万。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穷，岂讳过耻败不思救祸之时乎？天地至仁，宁与羌夷校曲直胜负？愿归其侵地，休兵息民，使关、陕之间，稍遂生理。兼陕西再团保甲，又葺教场，州县奉行，势侔星火，人情惶骇，难以复用，不若寝罢以绥怀之。臣之所陈，急于济事。若夫要道，则在圣人所存，与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耳。陛下审观天下之势，岂以为无足虑邪？
帝览奏震悼，辍朝三日，内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曰文忠。
弼性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亢礼，气色穆然，不见喜愠。其好善嫉恶，出于天资。常言：“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迨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其终身皆出于此云。元祐初，配享神宗庙庭。哲宗篆其碑首曰：“显忠尚德”，命学士苏轼撰文刻之。绍圣中，章惇执政，谓弼得罪先帝，罢配享。至靖康初，诏复旧典焉。
【参考译文】
富弼字彦国，河南人。起初，他的母亲韩氏身怀有孕，梦见旌旗鹤大雁降落在庭院中，说是上天赦免，不久生下富弼。年轻时坚持学习，气量大度，范仲淹见到他后十分惊奇，说：“帝王的辅佐之才。”将他所写的文章拿给王曾、晏殊看，晏殊将女儿嫁给他。
仁宗恢复制科，范仲淹对富弼说：“你应当通过这种途径进入仕途。”推举茂才异等，授将作监丞、签书河阳判官。范仲淹由于争论废除皇后之事而遭贬，富弼上书说：“这是一举而二失，即使不能恢复皇后之位，也应该将职位归还给范仲淹。”没被采纳。任绛州通判，升任直集贤院。赵元昊叛乱，富弼上疏陈述八件事，请求斩杀赵元昊派来的使者，奉召任开封府推官、知谏院。康定元年（1040），正月初一发生了日食，富弼请求撤销宴会和舞乐，在别馆中赐予元昊使者酒饭。执政认为不行，富弼说：“万一契丹这样做，是朝廷的羞辱。”后来听说契丹果然撤除了宴会，仁宗深感后悔。这时禁止大臣超越职位上书言事，富弼因此议论日食，极力声明应付天象变化还不如使下情畅通，于是解除了禁令。
赵元昊进犯鄜延，攻占金明，钤辖卢守钺不救助，内侍黄德和带兵逃走，大将刘平战死，黄德和诬陷他向敌人投降。富弼请求巡按审理此案，黄德和被腰斩。夏守斌贝任陕西都部署，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钤辖。富弼说：“任用夏守斌贝就已经被天下人讥笑，如今又对王守忠加以任用，这大概与唐朝监军没有什么差异。卢守勤心、黄德和失败的事情，还能重复吗？”诏令罢免王守忠。又请求让宰相兼领枢密院。这时西夏有二位首领前来归降，朝廷对他们只是补借奉职。富弼说应当给他们丰厚的赏赐以便规劝人前来降服。事情下到中书，宰相起初不知此事。富弼叹息说：“这难道是一件小事吗？而宰相却不知道！”更加极力论说此事，这样就听从了富弼的建议。授职盐铁判官、史馆修撰，奉命出使契丹。庆历二年（1042），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师的刑事案件。官吏中有伪造僧侣名册，开封府不敢治罪。富弼告诉执政者，请求将官吏捉拿交付狱吏，吕夷简不高兴。
正好契丹在边境驻扎军队，派遣大臣萧英、刘六符前来索要关南土地。朝廷选择聘答的人员，都认为契丹情形不能预测，不敢前行，吕夷简因此推荐富弼。欧阳修引用颜真卿让李希烈出使之事，请将富弼留在京师，吕夷简没有上报朝廷。富弼就入朝进对，叩头说：“人主忧虑臣下耻辱，臣下不敢爱惜生命贪生怕死。”仁宗为此深受感动，先让富弼接待陪伴契丹使者。萧英等进入宋朝境内，中使迎接慰劳他们，萧英声称有病不答谢。富弼说：“从前出使北方，病卧在车中，听到命令就起来了。如今中使到而你不拜谢，什么原因呢？”萧英慌忙起来拜谢。富弼与萧英敞开胸怀尽情而谈，萧英十分感动高兴，也不再隐瞒实情，就将契丹君主所要求的一切暗中告诉给了富弼说：“能顺从，就顺从他，不能顺从，就用一件事情来搪塞他就足够。”富弼将这些全部汇报给仁宗。仁宗只答应增加岁币，并将宗室女子嫁给契丹皇子。
任富弼为枢密直学士，富弼辞谢说：“国家有难，按理应不害怕烦劳，为什么反而用官爵来授人呢？”于是担任使者聘答。到契丹后，刘六符到别馆设宴。富弼见契丹主问好，契丹主说：“南朝违背盟约，堵塞雁门，增加塘水，修治城隍，让老百姓成为士兵，想要干什么？群臣请求兴兵南下，我对他们说不如派遣使者索要土地，索求而没有获得，兴兵也不为晚。”富弼说：“北朝忘记了章圣皇帝的大恩大德吗？澶渊战役，如果听从各位将领的建议，北朝军队将一个也不能脱逃。而且北朝与中原互通友好，这样作为人主独享其好处，但臣下一无所有。如果要发动战争，就会利益全部归于臣下，而人主就要承担祸患。因此奉劝发动战争的人都是替自己考虑罢了。”契丹主惊讶说：“这是什么意思？”富弼说：“晋高祖欺骗上天背叛君主，末帝昏乱，土地疆域狭小，上下离心叛乱，因此契丹能保全军队而战胜他们，但壮士健马物资也失去一大半。如今中国疆域万里，精兵百万，法令严明，上下一心，北朝打算发动战争，能保住一定能获胜吗？即使获胜，损失的军队马匹，是群臣负责，还是人主负责？如果互通友好不断绝，岁币全部归人主，群臣又能享有什么利益呢？”契丹主彻底觉悟，不断地点头加以肯定。富弼又说：“堵塞雁门，是为了防备赵元昊。塘水开始于何承矩，这件事在互通友好之前就有了。城隍都是修理好的，让老百姓当士兵也是为了补充军队的缺额，并不是违背盟约。”契丹主说：“没有你的话，我不知道其中的详情，但所要求的土地，是祖宗过去的地盘。”富弼说：“晋以卢龙送给契丹，周世宗又攻取关南，都是不同时代的事情，如果各自索要土地，难道对北朝有利吗？”
从契丹主处出来后，刘六符说：“我们的君主感到接受金帛是耻辱，坚决要求十县，怎么办？”富弼说：“本朝皇帝说，朕替祖宗坚守国土，怎能随便将土地送给别人呢。北朝要求的，不过是租赋而已。朕不忍心多杀死两朝赤心之臣，因此委屈自己增加岁币来代替。如果一定要索取土地的话，这就是一定要破坏盟约，假借这点作为托词罢了。澶渊盟会，天地鬼神亲自看到了。如今北朝先发兵挑起事端，过错不在我们。天地鬼神，难道能欺骗吗？”第二天，契丹主召富弼一同打猎，将富弼的马靠近自己，又说获得土地就可以长久欢乐友好。富弼反复陈述不能这样，并且说：“北朝既然以获得土地当作荣耀，南朝一定会以失去土地为耻辱。兄弟之国，又怎能一国荣耀一国耻辱呢？”打完猎后，刘六符说：“我们君主听到您所说的荣辱的话，意向十分感动觉悟。如今只有结成婚姻才能够商议了。”富弼说：“婚姻容易产生埋怨隔阂。本朝长公主出嫁，所送聘礼不超过十万缗，哪里有像岁币那样无穷的利益呢？”契丹主告诉富弼让他回去，说：“等你再来时，应当选择一项能接受的条件，你就将盟誓书约带来。”
富弼回朝传达契丹主的要求，又从朝廷得到两条盟约及口传之词前往契丹。在乐寿驻扎，对副使张茂实说：“我作为使者而不看国书，假如国书言词与口传之词不同，我的事情就失败了。”打开国书看果然与口传之词不同，立即骑马回到京师，在晚上请求觐见，改换国书才前行。等到达时，契丹不再商议结婚之事，一心要增加岁币，说：“南朝将东西给我们时言辞应当说‘献’，否则就说‘纳’。”富弼为此争执，契丹主说：“南朝既然害怕我们，对这两个字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率领军队南下，不后悔吗？”富弼说：“本朝兼爱南北，因此惮烦于更改和约，又怎能叫作害怕呢？即使不得已要动用武力，那么应当以理由充足和无理来作为胜负，这不是出使的臣下所能知道的。”契丹主说：“你不要固执，古代也有过这种事情。”富弼说：“自古以来只有唐高祖向突厥借用军队，当时赠送东西，或许称作献纳。后来颉利被太宗捉拿，难道还有这样的礼节吗？”富弼脸色言词都十分严肃，契丹知道不能改变其想法，就说：“我自会派遣人商议此事。”又派刘六符前来。富弼回来上奏说“：臣下用死来拒绝他们，他们的气焰已受到遏制，可以不允许。”朝廷竟然将“纳”字赠与契丹。刚开始接受朝命，听说一女死亡；再受朝命，听说生下一个儿子，都不顾。又授职枢密直学士，升为翰林学士，都诚恳地辞谢，说：“增加岁币不是臣下本来的愿望，只是因为正在讨伐赵元昊，没有时间与契丹较量，因此不敢以死争执，怎敢接受呢！”
庆历三年（1043），授职枢密副使，更加坚决辞谢，改授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学士。七月，又授职枢密副使。富弼言：“契丹已与中原互通友好，议者就说平安无事了，万一契丹破坏盟约，臣下即使死了都还有罪。希望陛下考虑契丹轻视侮辱我们的耻辱，卧薪尝胆，不忘修治朝政。”将制诰交纳仁宗，被罢职。一个月后，又重申以前的任命，让宰相告诉他说：“这是朝廷特地任用，不是由于出使辽国的缘故。”富弼才接受任命。仁宗急切地用天下太平来督责宰相辅臣们，多次下诏督责富弼与范仲淹等，又打开天章阁，给予笔和纸，让他们写下要办的事情；并且任命范仲淹主管西部边境之事，富弼主管北部边境之事。富弼上奏当世的事务十余条和安定边防的策略十三条，大致内容是进纳贤才斥退无能、阻止侥幸之徒、革除过去的弊端为根本，打算逐步更换监司中没有才能的人，让监司裁减所属各部的官吏，这样小人就开始不高兴了。
赵元昊派遣使者带来书信，称男不称臣。富弼说：“契丹臣服元昊而元昊不向我们称臣，这样契丹就是天下无敌了，不能允许。”于是斥退其使者，终于向宋朝称臣。庆历四年（1044），契丹在云中受礼，而且出动军队与赵元昊一起讨伐呆儿族，这里离河东很近，仁宗怀疑二边共同谋划。富弼说：“没有理由出兵，契丹是不会干的。赵元昊本来与契丹相约互为左右，如今契丹单独享有大量的岁币，赵元昊有怨言，因此在威塞筑城加以防备。呆儿族多次进犯威塞，契丹怀疑是赵元昊指使的，因此造成了这场战争，怎会联合起来进犯我们呢？”有人请求调动军队加以防备，富弼说：“这样正好中了他的计，臣下请求任其如此。”仁宗于是停止发兵，契丹终于没有进犯宋朝。夏竦不得志，用流言蜚语来中伤富弼。富弼害怕，请求宣抚河北，回到京师后，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郓州。一年多后，谗言没有得到效果，加给事中，移青州，兼任京东路安抚使。
河朔发生大水，老百姓到处流浪讨饭。富弼规劝所部属的老百姓拿出粮食，加以政府的粮食，获得公私庐舍十余万栋，将流民各地安排，以供给柴水。官吏中前资、待缺、寄居的都给予俸禄，让他们在老百姓聚集的地方，对老病衰弱者给予粮食，记载这些官吏的功劳，约定到时候替他们上奏请求赏赐。一般五天，就派人拿着酒肉饭菜进行慰问，出于最大的诚心，人人都尽力而为。山泽森林池塘之出产有利于老百姓生活的，都听任流民自行获取，死了的人用大坑合葬，将它叫作“丛冢”。第二年，麦子成熟，老百姓依路的远近接受粮食回家，共救活五十余万人，招募流民为兵达万人。仁宗听说后，派遣使者嘉奖慰问，授礼部侍郎。富弼说“：这是守臣的职责。”辞谢不予接受。在此之前，救灾的都将老百姓聚集在城中，给流民煮粥吃，结果导致疾病，以及互相践踏，有的等待救济数天都不能吃到粥而饿倒，名义是救济灾民，实际上是杀死灾民。自从富弼立法简便周到详尽，天下相传来作为样板。
王则叛乱，齐州禁兵打算响应，有人到富弼处进行禀告。齐州禁兵不归富弼统领，担心事情泄露发生变乱，刚好宦官张从训受命来到青州，富弼考虑他可以任用，暗中将此事交付给他，让他骑马到齐州，发动士卒攻取齐州，结果兵败，没有一人得以逃脱。立即自己弹劾所犯专擅的过失，仁宗更加奖赏他，又让他任礼部侍郎，又辞谢不接受。升为大学士，调任知郑州、蔡州、河阳，加观文殿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1055），诏令授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时被任命。宣制那天，士大夫在朝廷互相庆贺。仁宗暗中观察知道此事，对学士欧阳修说：“古人看命观相，有的从梦中和占卜中得知，难道像如今人情这样吗？”欧阳修叩头致贺。仁宗身体不适，大臣不能得见，中外忧虑害怕。富弼、文彦博入朝询问病情，于是假祭祀之事住宿到晚上，每件事都禀报后才做，宫内严肃整齐，事在《文彦博传》中。嘉祐三年（1058），进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富弼当宰相，遵守礼仪，按过去的办法处理问题，顺从公众议论，没有任何偏心。在这时，百官尽职，天下平安。嘉祐六年（1061）三月，由于母亲丧事离职，诏令为此免除春宴。按过去惯例，宰相遇到丧事都起任官复原位。仁宗空着职位五次起用他，富弼说这是金革变礼，在太平之世不能施行，终于不听从任命。英宗即位，召为枢密使。过了二年，由于脚病请求解除任职，授职镇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为祁国公，又受封为郑国公。
熙宁元年（1068），调任汝州判官。诏令入朝觐见，允许坐轿到殿门。神宗御内东门小殿，让其儿子从宫门进入，而且命令他们不要跪拜，坐下谈话，从容地向富弼询问治国之道。富弼知道神宗果敢有所作为，上对说：“人主的喜好和厌恶，不能让人窥测到；能窥测，那样奸人就会逢迎。应当像天监视人一样，善恶都自取，然后进行惩罚奖赏，这样功劳和罪恶都各得其实情。”又询问边疆之事，富弼说：“陛下即位不久，应当广布恩德施行恩惠，希望二十年不提用兵之事。”神宗沉默不语。到日影西移才告退。神宗打算将他以集禧观使留在京师，极力推辞，到郡县赴任。熙宁二年（1069）二月，诏授职司空兼侍中，赏赐上等府第，全部辞谢，任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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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http：//yw。eywedu。com/24/20/mydoc164。htm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龠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龟象而设卦；后圣有作，仰鸟迹以成文。书契已传，绳木弃而不用；史官既立，经籍于是与焉。夫经籍也者，先圣据龙图，握凤纪，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纪言行。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君举必书”，惩劝斯在。考之前载，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类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备，纪言书事，靡有阙遗，则《周礼》所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以诏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贰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此则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诸侯亦各有国史，分掌其职。则《春秋传》，晋赵穿弑灵公，太史董狐书曰“赵盾杀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楚灵王与右尹子革语，左史倚相趋而过。王曰：“此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然则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记言书事，太史总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不虚美，不隐恶，故得有所惩劝，遗文可观，则《左传》称《周志》，《国语》有《郑书》之类是也。暨夫周室道衰，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紊旧章。孔丘以大圣之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惜将坠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坏礼崩乐，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绝，七十子散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莫辨，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圣人之至德丧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陵夷踳驳，以至于秦。秦政奋豺狼之心，刬先代之迹，焚《诗》、《书》，坑儒士，以刀笔吏为师，制挟书之令。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汉氏诛除秦、项，未及下车，先命叔孙通草绵蕝之仪，救击柱之弊。其后张苍治律历，陆贾撰《新语》，曹参荐盖公言黄老，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犹以去圣既远，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纰缪，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踳驳，不可胜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司马谈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断自轩皇，逮于孝武，作《史记》一百三十篇。详其礼制，盖史官之旧也。至于孝成，秘藏之书，颇有亡散，乃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艺略》，三曰《诸子略》，四曰《诗赋略》，五曰《兵书略》，六曰《术数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袠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恒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其中原则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虽未能研几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故列之于此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