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愤》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
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
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
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
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当涂之人擅事要，则外内为之用矣。是以诸侯不因，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讼；
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学士
不因，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饰也。重人不能忠
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凡当涂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爱也，又且习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固其所
自进也。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爱之
亲、习故之泽也，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
党孤特。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
意与同好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
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
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
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
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憀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朋党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
必信于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贵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权重之。
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不显于官爵，必重于外权矣。今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不
待见功而爵禄，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奸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
上愈卑，私门益尊。
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国者
虽地广人众，然而人主壅蔽，大臣专权，是国为越也。智不类越，而不智不类其国，
不察其类者也。人主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谓晋
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今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
人主不明也。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袭迹于齐晋，
欲国安存，不可得也。
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
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
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
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洁固身，其智士且以治
辩进业。其修士不能以货赂事人，恃其精洁而更不能以枉法为治。则修智之士不事左
右，不听请谒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乱之功息，而毁
诬之言起矣。治乱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智之吏废，则人主之明塞
矣。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参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
污之吏处官矣。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
主有大失，臣主之利与相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
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
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
符。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私也。故当世之重臣，主变势而得固宠者，十无二三，是其
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智士者远见而畏
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贤士者修廉而羞与奸臣欺其主，必不从重臣矣。是当涂者之
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
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
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
不亡者，不可得也。
韩非子《五蠹》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韩非子《五蠹》译文：
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淫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末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有个耕田的宋国人，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活。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古时男子不须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不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着。不需要做费力的事，给养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因此不需实行厚赏，不用采取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干体力活干得很劳累，可是给养还是很少，所以人民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和加重惩罚，还是不能避免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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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蠹》是战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代表作。五蠹( dù )指当时社会上的五种人：(一)学者，(二)言谈者，(三)带剑者，(四)患御者，(五)工商之民。该文是体现韩非政治思想的重要篇章。作者举出了大量的事实，于对比中指出古今社会的巨大差异。根据他对古今社会不断变迁的看法，论述法治应当适应时代的要求，并提出实际的权势比空头的仁义更有效，反对政治上顽固守旧的态度。韩非的议论，深刻周密，不尚空谈，从大量的事实中分析归纳出结论，使自己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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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 暴 淫 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么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有个耕田的宋国人，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话。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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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篇幅过长，百度知道字数限制，全文翻译详见百度百科“五蠹”词条：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94332/5092917。htm。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眼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函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下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
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欀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
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铦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面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译文：
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
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
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淫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
这样说来，那末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
有个耕田的宋国人，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活。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古时男子不须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不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着。不需要做费力的事，给养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因此不需实行厚赏，不用采取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
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干体力活干得很劳累，可是给养还是很少，所以人民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和加重惩罚，还是不能避免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他的住房简陋，茅草盖的屋顶都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都不加砍削；吃粗糙的粮食，喝野菜煮的羹；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即使现在的看门人，穿的吃的都不会比这更差了。
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了农具干活，给百姓带头，累得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不长毛；即使现在奴隶的劳动都不会比这更苦了。按这样的情况推论，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好比是脱离看门人的生活，摆脱奴隶的劳苦，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
今天的县官，一朝死了，子孙世世代代还可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让位的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天子的地位，却难以丢掉现在县令的地位，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在山上居住却要下到溪谷打水的人，在节日都把水作礼物相互赠送，在沼泽低洼地区居住苦于水患的人，却要雇工开挖渠道排水。
所以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小弟弟来了也不供饭；丰年秋收时，疏远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饭。这不是疏远骨肉兄弟而爱护过路客人，而是由于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不是什么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现在人们的争夺，也不是小气，只因财物太少。
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是品德高尚，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是因为权势太重。所以圣人要研究财物多少、考虑权势大小来制定他的政策。所以说古代刑罚轻不算仁慈，现在责罚严也不算残暴，要适应社会习俗而行事。因此情况随着不同时代而发展，政策措施也要适应不断发展的情况。
古时周文王住在丰、镐一带，土地只有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用安抚的手段使西戎归附了自己，终于统一了天下。徐偃王住在汉水以东，土地有五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向他献地朝贡的国家有三十六国；楚文王怕他危害到自己，起兵攻打徐国，便灭掉了它。
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的政治终于统治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的政治却亡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的政治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变了，情况也变了。在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族不归顺，禹准备去征伐它，舜说：“不行。
崇尚德教还做得不够就施行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于是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德教，手持盾牌大斧等兵器作为道具跳起舞来，苗族才归顺了。在共工战斗的时候，兵器短的被敌人刺到，铠甲不坚固的伤到自己的身体，这说明持盾牌大斧跳舞来降服敌人的办法只适用于古代，
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变。上古时在道德上争胜，中世时在智谋上角逐，现在便在军事实力上竞争了。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国。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说得没有道理，可是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这些话所说的道理。”便起兵攻打鲁国，直到距离鲁国都门十里的地方划为边界线。
所以说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灭亡了，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的国土削减了。从这方面来讲，施行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持国家的办法。抛掉偃王的仁义，废弃子贡的机变，凭借徐国、鲁国自己的实力，用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末齐、楚两国的欲望不可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韩非子·五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