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特权制度是用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它的特征是维护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背离了法律的正直目的——维护社会的公正性。但这种“非法之法”却在中国古代社会得到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认可和遵守“，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被广泛地运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能得到延续和发展，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所决定的。所以，中国古代特权制度是以因社会各阶级的等级关系不同为基础的不平等社会制度。 中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各种特权。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汉代有“先请”之制，对犯罪的贵族官僚的审理，要先奏请皇帝。魏律根据《周礼》的“八辟”规定了“八议”。至隋、唐，封建特权法相因沿袭又不断发展，《唐律》规定的“议”、“请”“、减”“、赎”“、官当”等按品级减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现。唐之后，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肯定。古代特权法在中国封建社会，官员和贵族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之外，在法律上也能享受到很多的特权，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八议、请、减、赎、官当等等。八议是指八种人犯罪之后，不由司法机关直接审理，而是由大臣们讨论后，交皇帝决定如何处罚。一般情况下，都能得到减、免的优待。请是比八议低一等的特权，在唐朝法律中规定，三种人可以享受这种特权，一是皇太子妃祖父一系的亲属，二是有八议特权的人的父系亲属以及孙子，三是五品以上的官员贵族。请的范围适用于两种人，一是六品和七品的官员，二是有
“请”这种特权的人的直系亲属和兄弟、姐妹、妻子。赎则适用三种人，一是有上述三种特权的人，二是八品、九品官员，三是六品、七品官员的直系亲属和妻子。此外，五品以上官员的妾也享受此项特权。赎罪用不同数量的铜来赎。官当又叫当，指官员犯罪可以用官品来抵当，主要当徒罪和流罪。一般情况下，品以上可以当二年，九品以上可以当一年。中国古代特权制度最初是由家族发展而成的。
家庭制度在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就有了发展，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从生到死只能在同一块土地生活耕种，从而就形成了家族，相应地随家族的产生就有了家族制度，在这样一个家族里都会有一个位高权重的祖先领导人们的活动，从而就会制定一系列规范和法律。这时，父权至上的规范和法律也被推广开来，随家族成员的不平等由此也拉开了帷幕，从而也就产生了社会特权制度。中国古代的“礼”强调“等差”和“别异”，具体体现在祭祀、服饰、礼仪、服制等方面。在法律上突出表现为八议制度。凡属八议特权优待范围以内的贵族官僚，除“十恶”外，流罪以下减一等，死罪则根据其身份和犯罪情节由官史集议减罪，报请皇帝批准，此谓“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八议制度是封建法律与司法特权性的集中表现，
展示了中国古代特权法的精髓：通过整套互为呼应的律文，使贵族官吏的犯罪处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以致完全逍遥法外，而这一切均是在合法且合的旗号下进行的，法的公平要求与礼的差等性在古代中国实现了奇妙的合一。从中国古代的立法来看，能突出体现等级特权欠佳的罪名有：第一，奴隶社会的“变更等级名分罪”
它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等级特权而产生的罪名。在奴隶时代，天子、诸侯、大夫各有与其名分相适应的礼乐服制，违反者治罪，甚至为天子制作棺墩不符法定标准，也要处死刑。总之，中国古代社会通过这些罪名的制定，严格维护着等级特权制。第二，能突出体现等级特权法的刑名就是赎刑。从内容上看，赎有金赎、赀赎、役赎，而金赎只适用于有一定身份的上层人物。由于赎刑只对有产者有实际意义，故实行结果是“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一。”这就表明，赎刑之制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专为少数剥削统治者减免刑罚而设置的，为他们享有法律特权提供了保障。中国古代严格的等级制度，必然导致司法实践中特权的存在。
中国古代的犯罪特权主体在诉讼的提起，案件的审理，刑具的适用，刑罚的适用，行刑的场所等方面都享有充分的特权。大夫等命臣又实为天子、国家的肱股，体现天子、国家的尊严，故不得如外族、庶众一样，具有刑人身份的结果。第三，必须对他们的犯罪做变通处罚。由此可知，中国古代的法律植根于封建等级社会，打上了深深的等级特权烙印，这是由当时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对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通过议、请、减、赎、当、免等特权规定，把贵族官僚地主的特权法定化、系统化，体现了当时对封建特权的保护相当明显。
至于另一个自首减刑原则好像是通用的，一般老百姓也适用这条
其他就不清楚了。。你再看看吧
中国法律儒家化述评
儒家思想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思想，它虽然在秦朝时期受到过严酷的打压，但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读尊儒术”之后，它就成为了贯穿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人际关系，社会关系，法律以及各个领域。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法律儒家化在北魏时期的具体状况。大家都知道，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大动乱大发展时期，那时的立法司法制度也发生着重大的变革。我们研究这个时期的法律儒家化，也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儒家思想在法律领域的逐步渗透，进而对整个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有个有点到面的研究。
法制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逐步渗透法律领域，改造并支配法律，使之发生“质”的变化。纵观中国法制史，法制儒家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法制演进的主要内容。这一过程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起点，以开元刊定《永徽律疏》为终点，其间经历了汉魏、两晋、北魏、北齐等历代统治者的不断推进。若对这一过程进行细致整理，便不难发现，隋唐诸多成熟的法律制度实际上都始于北魏，或者是北魏对现有的法律制度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符合儒家纲常伦理，从而被沿用至隋唐。然而，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既面临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所带来的冲突与选择，又不谙中国国情，更缺乏经世治国的文化理念和方术，却仅用一百多年时间，集中地总结了秦汉魏晋和南朝封建法制的累累成果，创造性地加以发展，不仅适应了当时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还为隋唐法制的完备和成熟提供了条件和依据。如此成就，北魏法制儒家化功不可没。可以说，若无北魏法制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唐代之新风，便不可能出现被视为中华法系代表作之唐律，这便是北魏法制儒家化地位重要之所在。
北魏法制儒家化如此之地位，学界却疏于对其研究。在探讨法制儒家化问题上，着眼点往往集中于汉或隋唐，即使对魏晋南北朝的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也仅仅是教科书式的论述，缺乏深入地、系统地研究。尤其在论述魏晋南北朝法制儒家化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将两晋南朝与北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描述，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认识到北朝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在法制儒家化过程中有着不一般的艰巨性和特殊性。在分析其影响的时候，也基本上只探讨了法制儒家化完成后对中国法制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而对于北魏对中国法制的作用以及南北两朝对中国法制的影响孰大孰小并不明确，更不关心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对某一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民族、具体的政权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的学术思维给法制儒家化课题研究带来了诸多缺陷。
个人认为，汉唐等汉族政权法制儒家化固然重要，但少数民族的法制儒家化也绝不能忽视，这是对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作为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能迅速适应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观念意识，本身就已颇有成就。然而拓跋鲜卑以毫无儒家观念的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脱胎换骨，仅百余年时间居然完成了法制的儒家化，而且创造了“北优于南”的法制局面，直接推动了整个封建法 制的基本完成，为盛世隋唐所继承，这莫不让人感到惊叹。从这一点来看，北魏法制儒家化更值得我们研究。因此，探讨北魏法制儒家化连续深入和不断扩大的历程，发掘北魏法制儒家化的法史价值，是研究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对研究中华法系和中国法制史都大有裨益。
北魏所在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兵燹人祸，社会动荡，政治制度多变而且紊乱，史迹淆驳，律典久佚，令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困难重重，加之学界惯于对少数民族政权法制的忽视，迄今为止这一课题的著述不多。邓奕琦先生在其《北朝法制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对北朝法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对北朝法制进行了细致地考证和深入地论述，自然而然从宏观上描述了北朝政权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但没有详细地进行阐述。李书吉先生的《北朝礼志法系研究》从北朝“礼制”的角度对北朝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但毕竟不是系统地研究，显得比较零星分散。其它涉及这方面内容的著作论文，要么就是将南北两朝作为整体来研究，要么就是教科书式的论述，均缺乏系统地论证。
在这一研究领域，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尤其值得一提。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瞿先生专门研究了中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他指出，法制儒家化在汉代肇端，因受条文拘束，只能在解释法律及引经决狱方面努力。曹魏以后每一新的朝代都有儒臣利用制律修律的机会，尽量将儒学之礼教杂糅在法条中，直到法律完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为止，此种程序的完成在北朝，而北魏朝制律尤为关键。瞿先生以为，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因本族缺乏治国人才，既不谙中国国情，又想得到汉人拥护，不得不引用中原士族人才。崔浩、高允等“儒家典型人物”入朝辅政，引礼入律大遂其志，故北魏法律儒家化“非局部的、小规模的”，而是“彻底而又系统”的。因此，“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瞿先生以整个封建社会儒家化的宏观视角，描述了北魏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具有奠基性意义，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前文已述，学界往往将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进程，因此导致了诸多研究上的缺陷。本文则试图从一个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政权入手，深入史料，细致解读、分析和还原，探究北魏政权如何以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迅速地实现了封建法制的儒家化，并直接推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在北魏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孝文帝法制改革可谓是一个转折点。孝文帝法制改革前，北魏法制已有儒家化倾向，但仅仅停留在儒家文化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其实质，因此其儒家化是粗糙的。孝文帝法制改革，重视礼教，引礼入律，令儒家文化迅速地渗入了法制领域，使之发生了急剧性变革，北魏法制的格局和风貌由此基本确定。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后继君主全面深入地推行礼法结合，并颁布了比较完善缜密的正始律，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进程。由此可见，孝文帝法制改革是北魏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以孝文帝法制改革为契入点，运用历史分析方法，首先论述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历史基础，进而分析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影响，并探究孝文帝法制改革后，后继君主如何继续推进礼法结合，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在最后，本文对它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从而使北魏法制儒家化全面地、多层次地、立体地展现出来。
除此之外，法律儒家化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到现代社会。
。封建特权思想的影响。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就要求我们执法必须严肃、公正和无私，不管是谁违反了宪法和法律，都应同样受到法律的制裁，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宪法、法律之上的特权。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一些和宪法规定相悖的现象：违法行为、犯罪事实相同，由于违法者身份的不同，在惩治上就大不相同。
。“无讼”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所以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的孔子的思想就不免渗入到传统法律思想之中，其中“无讼”思想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例子。一方面“无讼”思想与今天的“以德治国”有着某些相通之处，另外，儒家倡导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社会纠纷，也有其合理之处。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它也否定了通过制度化、法律化的司法诉讼程序来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必要性。从司法制度上讲，诉讼是依法治国基本方针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但儒家的无讼思想将许多纠纷排除在司法管辖的范围之外，这就为人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会使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得不到法律的有效制约。
。“仁政”思想的影响。自从传统法律儒家化之后，“仁政”思想也随之走进了历史舞台。“仁政”思想里就有许多许多值得我们今天拿来借鉴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所提出的“仁政”思想，指出当政者必须以仁爱之心待民。他说：“仁者，莫大于爱民”。儒家思想中关于加强人的道德修养、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而其中“孝梯”、“仁义”等道德标准仍应为现代人所遵循，无论历史发展到什么时代，孝敬长辈、尊重他人、重承诺、守信义等美德都将是衡量一个人人格完善与否的标准。
参考文献《中国法制史》教材
《上下五千年》
《魏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唐律规定了“八议”，即八种人犯罪免刑或减刑，然后这八种人都是封建贵族，还规定除这八种人外，其他几种贵族享有请，减，免，赎，官当等法律特权
2唐律规定了“十恶”，就是十种侵犯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关系到了贵族官僚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
3唐律规定了“同罪异罚”原则，把社会成员分了等级，除皇帝外有贵族，官僚，平民，贱民，在法律上地位截然不同。
4唐律规定了“贼盗”篇，保护封建政权，贵族阶级利益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
反正那封建统治时期皇帝又不受法律约束，法律就做来专门维护贵族官僚封建统治的，咱老百姓就是受欺压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