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通篇难度太高了吧，只能找到原文和述评
一、关于《将苑》
该书宋朝称为《将苑》，明朝称《心书》，还称为《新书》。旧题诸葛亮撰。全书 共50篇，约5000字。南宋《遂初堂书目》始有记载，明王士骐编《诸葛亮集》将其收入。现有明清刊本。该书版本大致有三个系统，一是《诸葛亮集》系统；二是丛书本系统；三是单行本系统。 有明正德年、万历年、民国年间及1926年成都昌福公司铅印本传世。因该书在《隋志》、《唐志》中均未见收录，故有学者认为此书内容大多采自其它的兵书和史书，不是诸葛亮所写，如清人姚际恒在其《古今伪书考》中认为是伪书。但同样是清人 的张？则认为是诸葛亮所作。但是书中的思想、性格、文风皆与诸葛亮一致，因此，我们认为应当是诸葛亮所作，至少也是非常熟悉诸葛亮军事思想的人所伪托。
二、诸葛亮其人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字孔明，人称“卧龙”，东汉末年徐州琅邪郡阳都县（在今山东沂南县）人。诸葛亮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他出生的第四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就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军阀割据，战乱不休，诸葛亮失去了双亲，依随叔父诸葛玄生活。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诸葛亮13岁时，他们姐弟四人跟随叔父诸葛玄离开山东老家赶赴豫章(今江西南昌)太守任所。不久，朝廷又派朱皓到任，失掉官职的诸葛玄只好带着诸葛亮姐弟四人前往荆州投靠旧友荆州牧(治所襄阳)刘表(亮时十五岁)。到襄阳后，诸葛亮因年纪幼小，就到刘表办的“学业堂”里读书。他的两个姐姐则先后出嫁，一个嫁给襄阳大名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一个嫁给中庐县(今湖北南漳县)蒯家大族蒯祺。大约在襄阳城内度过了两三年的时间，诸葛亮大约17岁时，他的叔父诸葛玄去世。他看到刘表昏庸无能，不是命世之主，于是结庐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山中，隐居待时，躬耕苦读，这是公元197年的事。诸葛亮在隆中隐居了十年，他广交江南名士，“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爱唱《梁父吟》，结交庞德公、庞统、司马徽、黄承彦、石广元、崔州平、徐庶等名士。其智谋为大家公认， 胸怀匡扶天下之志。他密切注意时局的发展，所以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人称“卧龙先生”。娶黄承彦之女为妻。
在天下大乱的东汉末年，经徐庶介绍，受刘备三顾茅庐，先后辅佐刘备、刘禅父子28年，创建了蜀汉政权，对西南地区的政治统一、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辅佐刘备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伦理道德的光辉，符合中国人的理想模式和心理意愿。诸葛亮的一生，大都在戎马倥偬的军旅中度过，亲自参加指挥了无数大小战争，长期的战争实践和他对前人的军事理论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 、系统的军事思想。《三国演义》更是把他作了神化般的塑造，使他成了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他的军事思想的集中总结与反映便是《将苑》和《便宜十六策》。
三、《将苑》的军事思想
《将苑》博采《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等军事名著，以50个问题，从各方面论述了为将之道。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五个方面：一、将领道德修养的提高；二、君主与将领的关系；三、将领的用人之道；四、将领的军事素质；五、严明军纪。下面分述之：
(一)将领道德修养。主要包括在《将材》、《将器》、《将志》、《将善》、《将刚》、《将强》等节正面论述和与《将弊》、《将骄吝》、《将戒》等节的反面论述中。提出将分九材：仁将、 义将、礼将、 智将、 信将、步将、骑将、猛将、大将。要求将领要养成良好的心理品质，要不恃强，不怙势，宠辱不惧，不贪不淫，以身殉国，壹意而已；要能做到“五善四欲”：即善知敌形势，知进退，知国之虚实，知天时人事，知山川险阻。要战欲奇，谋欲密，众欲静，心欲一。将领的性格要刚不可折，柔不可卷，刚柔相济。力争以“高节，孝弟，信义，沈虑，力行”实现“五强”，杜绝“谋不能料是非，礼不能任贤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济穷厄，智不能备未形，虑不能防微密，达不能举所知，败不能无怨谤”的八恶；要遵守十五条纪律：即虑、诘、勇、廉、平、忍、宽、信、敬、明、谨、仁、忠、分、谋；要特别注意为将八弊：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同时要防止骄傲和吝啬。
(二)君主与将领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兵权》、《出师》、《假权》等篇的论述中。其思想特点突出地继承了孙子的“将之出，君命有所不受”和周亚夫的“军中闻将军之命，不闻有天子之诏”(《假权》)。《兵权》阐述了主将能否真正掌握兵权所产生的不同效果，得权如虎添翼，失权则如龙游浅滩。将帅出征，君主授权，仪式庄重而肃穆，郑重嘱托。
(三)将领的用人之道。包括《逐恶》、《知人性》、《择材》、《腹心》、《三宾》、《励士》、《和人》等篇。提出要弃五害，远奸伪悖德之人：“一曰结党相连，毁谮贤良；二曰侈其衣服，异其冠带；三曰虚夸妖术，诡言神道；四曰专察是非，私以动众；五曰伺候得失，阴结敌人”；总结了知人七术，即以是非而观其志，以辞辩而观其变，以计谋而观其识，以祸难而观其勇，以酒而观其性，以利而观其廉，以事而观其信；明确人非通材，要“各因其能而用”；指出为将者，必须要培养、拥有“腹心、耳目、爪牙”；战争的复杂性，还要求将领要有一帮参谋智囊，以其才能分三宾而侍；在战争中鼓舞士气非常重要，要尊之以爵，赡之以财，接之以礼，厉之以信 ，施恩不倦，执法如一，身先士卒，小善必录，小功必赏，则将士无不勉力而行，拼死效力的；在整个统帅过程中，要特重“人和”，如若不和，虽汤、武之智，不能取胜于匹夫。
(四)将领的军事素质，包括智谋水平，侦察的运用和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的了然于心和巧妙运用。《智用》要求“顺天、因时、依人”；《不阵》继承“上兵伐谋”的思想；《审因》、《机势》、《应机》、《揣能》等则强调利用民心和时机；《谨候》与《察情》论述了侦察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天势》、《胜败》、《地势》、《战道》则论述了作战地形与天候对战争胜负的影响。
(五)严明军纪。严格治军是诸葛亮一贯的思想。《习练》、《军蠹》《重刑》、《整师》、《威令》等篇体现了他重视作战训练、惩治军中腐败、加重刑罚力度、严肃军纪的治军观点。
《将苑》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第一部专论为将之道的书，是一本古代的将才学。它一事一议，论证全面、具体、言简意赅，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将领所应具备的各种品质、修养、能力和素质，以及应该防止的弊端和应该杜绝的恶习，堪称古代为将之道的集大成，其中凝结了诸葛亮的领导艺术和识别、选拔、任用将领的奥秘，该书受到了历代军事家的重视和推崇，被认为是统军带兵的必读之书。
原文
治国
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夫本者，倡始也；末者，应和也。倡始者，天地也；应和者，万物也。万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长，非人不成。故人君举措应天，若北辰为之主，台辅为之臣佐，列宿为之官属，众星为之人民。是以北辰不可变改，台辅不可失度，列宿不可错缪，此天之象也。故立台榭以观天文，郊祀、逆气以配神灵，所以务天之本也；耕农、社稷、山林、川泽，祀祠祈福，所以务地之本也；庠序之礼，八佾之乐，明堂辟雍，高墙宗庙，所以务人之本也。故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圆凿不可以方枘，铅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则有逆气；地失其常，则有枯败；人失其常，则有患害。《经》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谓也。
君臣
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两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俱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阳，着其声响；臣北面向阴，见其形景。声响者，教令也；形景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则功立，功立则万物蒙其福。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学者思明师，仕者思明君。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
视听
视听之政，谓视微形，听细声。形微而不可见，声细而不可闻，故明君视微之几，听细之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故为政之道，务於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故《经》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故身之有心，若国之有君，以内和外，万物昭然。观日月之形，不足以为明；闻雷霆之声，不足以为听，故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夫五音不闻，无以别宫商；五色不见，无以别玄黄。盖闻明君者，常若昼夜，昼则公事行，夜则私事兴。或有吁嗟之怨而不得闻，或有进善之忠而不得信。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进善不纳，则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故《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纳言
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故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孙，上无所闻，下无所说。故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故行成名着，後世以为圣。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察疑
察疑之政，谓察朱紫之色，别宫商之音。故红紫乱朱色，淫声疑正乐。乱生於远，疑生於惑。物有异类，形有同色。白石如玉，愚者宝之；鱼目似珠，愚者取之；狐貉似犬，愚者蓄之；栝蒌似瓜，愚者食之。故赵高指鹿为马，秦王不以为疑；范蠡贡越美女，吴王不以为惑。计疑无定事，事疑无成功。故圣人不可以意说为明，必信夫卜，占其吉凶。《书》曰：“三人占，必从二人之言。”而有大疑者，“谋及庶人”。故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贱不知贵，惟患贵不知贱。故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马为策己者驰，神为通己者明。故人君决狱行刑，患其不明。或无罪被辜，或有罪蒙恕；或强者专辞，或弱者侵怨；或直者被枉，或屈者不伸；或有信而见疑，或有忠而被害，此皆招天之逆气，灾暴之患，祸乱之变。惟明君治狱案刑，问其情辞，如不虚不匿，不枉不弊，观其往来，察其进退，听其声响，瞻其看视。形惧声哀，来疾去迟，还顾吁嗟，此怨结之情不得伸也。下瞻盗视，见怯退还，喘息却听，沉吟腹计，语言失度，来迟去速，不敢反顾，此罪人欲自免也。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治人
治人之道，谓道之风化，陈示所以也。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日月之明，众下仰之；乾坤之广，万物顺之。是以尧、舜之君，远夷贡献；桀、纣之君，诸夏背叛；非天移动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故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故国之将兴，而伐於国，国之将衰，而伐於山。明君之治，务知人之所患，皂服之吏，小国之臣。故曰：皂服无所不克，莫知其极，克食於民，而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於有余。故今诸侯好利，利兴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经》云：“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贵无用之物，使民心不乱。”各理其职，是以圣人之政治也。古者，齐景公之时，病民下奢侈，不遂礼制。周秦之宜，去文就质，而劝民之有利也。夫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金银璧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远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锦绣纂组，绮罗绫縠，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镂，伎作之巧，难成之功，妨害农事，辎軿出入，袍裘索襗，此非庶人之所饰也。重门画兽，萧墙数仞，冢墓过度，竭财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经》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後，此治人之道，不亦合於四时之气乎？
举措
举措之政，谓举直措诸枉也。夫治国犹於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故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故治国之道，举直措诸枉，其国乃安。夫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绝，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弟，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质於君，朋党相谗。尧举逸人，汤招有莘，周公采贱，皆得其人，以致太平。故人君悬赏以待功，设位以待士，不旷庶官，辟四门以兴治务，玄纁以聘幽隐，天下归心，而不仁者远矣。夫所用者非所养，所养者非所用；贫陋为下，财色为上；谗邪得志，忠直远放，玄纁不行，焉得贤辅哉？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是以聘贤求士，犹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嫁之女，出财为妇。故女慕财聘而达其贞，士慕玄纁而达其名，以礼聘士，而其国乃宁矣。
考黜
考黜之政，谓迁善黜恶。明主在上，心昭於天，察知善恶，广及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下及庶人，进用贤良，退去贪懦，明良上下，企及国理，众贤雨集，此所以劝善黜恶，陈之休咎。故考黜之政，务知人之所苦。其苦有五：或有小吏因公为私，乘权作奸；左手执戈，右手治生；内侵於官，外采於民，此所苦一也。或有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或有重罪得宽，扶强抑弱，加以严刑，枉责其情，此所苦二也。或有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之人，断绝语辞，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此所苦三也。或有长吏数易守宰，兼佐为政，阿私所亲，枉克所恨，逼切为行，偏颇不承法制，更因赋敛，傍课采利，送故待新，夤缘徵发，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此所苦四也。或有县官慕功，赏罚之际，利人之事，买卖之费，多所裁量，专其价数，民失其职，此所苦五也。凡此五事，民之五害。有如此者，不可不黜，无此五者，不可不迁。故《书》云：“三载考绩，黜陟幽明。”
治军
治军之政，谓治边境之事，匡救大乱之道，以威武为政，诛暴讨逆，所以存国家、安 社稷之计。是以有文事，必有武备，故含血之蠹，必有爪牙之用，喜则共戏，怒则相害；人无爪牙，故设兵革之器，以自辅卫。故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在於所任之将也。非民之将，非国之辅，非军之主。故治国以文为政，治军以武为计；治国不可以不从外，治军不可以不从内。内谓诸夏，外谓戎狄。戎狄之人，难以理化，易以威服。礼有所任，威有所施。是以黄帝战於涿鹿之野，唐尧战於丹浦之水；舜伐有苗，禹讨有扈，自五帝三王至圣之主，德化如斯，尚加之以威武，故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後乃施其事。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然後乃可出军任将，张擒敌之势，此为军之大略也。夫将者，人之司命，国之利器，先定其计，然後乃行。其令若漂水暴流，其获若鹰隼之击物；静若弓弩之张，动如机关之发，所向者破，而勍敌自灭。将无思虑，士无气势，不齐其心，而专其谋，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矣。非雠不怨，非敌不战。工非鲁般之目，无以见其工巧；战非孙武之谋，无以出其计运。夫计谋欲密，攻敌欲疾，获若鹰击，战如河决，则兵未劳而敌自散，此用兵之势也。故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惧。是以智者先胜而後求战，闇者先战而後求胜；胜者随道而修途，败者斜行而失路，此顺逆之计也。将服其威，士专其力，势不虚动，运如圆石，从高坠下，所向者碎，不可救止。是以，无敌於前，无敌於後，此用兵之势也。故军以奇计为谋，以绝智为主；能柔能刚，能弱能强，能存能亡；疾如风雨，舒如江海；不动如泰山，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地，充实如天；不竭如江河，终始如三光，生死如四时，衰旺如五行；奇正相生，而不可穷。故军以粮食为本，兵以奇正为始，器械为用，委积为备。故国困於贵买，贫於远输。攻不可再，战不可三，量力而用，用多则费。罢去无益，则国可宁也；罢去无能，则国可利也。夫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故善攻者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郭。是以，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坚甲锐兵，不足以为强。敌欲固守，攻其无备；敌欲兴阵，出其不意。我往敌来，谨设所居；我起敌止，攻其左右。量其合敌，先击其实。不知守地，不知战日，可备者众，则专备者寡。以虑相备，强弱相攻，勇怯相助，前後相赴，左右相趋，如常山之蛇，首尾俱到，此救兵之道也。故胜者全威，谋之於身，知地形势，不可豫言。议之知其得失，诈之知其安危，计之知其多寡，形之知其生死，虑之知其苦乐，谋之知其善备。故兵从生击死，避实击虚。山陵之战，不仰其高；水上之战，不逆其流；草上之战，不涉其深；平地之战，不逆其虚；道上之战，不逆其孤。此五者，兵之利，地之所助也。夫军成於用势，败於谋漏；饥於远输，渴於躬井；劳於烦扰，佚於安静；疑於不战，惑於见利；退於刑罚，进於赏赐；弱於见逼，强於用势；困於见围，惧於先至；惊於夜呼，乱於闇昧；迷於失道，穷於绝地；失於暴卒，得於豫计。故立旌旗以视其目，击金鼓以鸣其耳，设斧钺以齐其心，陈教令以同其道，兴赏赐以劝其功，行诛伐以防其伪。昼战不相闻，旌旗为之举；夜战不相见，火鼓为之起；教令有不从，斧钺为之使。不知九地之便，则不知九变之道。天之阴阳，地之形名，人之腹心，知此三者，获处其功。知其士乃知其敌；不知其士，则不知其敌；不知其敌，每战必殆。故军之所击，必先知其左右士卒之心。五间之道，军之所亲，将之所厚；非圣智不能用，非仁贤不能使。五间得其情，则民可用，国可长保。故兵求生则备，不得已则斗；静以理安，动以理威；无恃敌之不至，恃吾之不可击。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实待虚，以生待死，以众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来。整整之旌，堂堂之鼓，当顺其前，而覆其後；固其险阻，而营其表，委之以利，柔之以害，此治军之道全矣。
赏罚
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是以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谗之败。夫将专持生杀之威：必生可杀，必杀可生，忿怒不详，赏罚不明，教令不常，以私为公，此国之五危也。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杀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杀，士卒散亡；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曲，则人死服。路有饥人，厩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後赏，先令而後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赏罚不正，则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赏赐不避怨雠，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此之谓也。
喜怒
喜怒之政，谓喜不应喜无喜之事，怒不应怒无怒之物；喜怒之间，必明其类。怒不可犯无罪之人，喜不纵可戮之士；喜怒之际，不可不详。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喜怒之事，不可妄行。行其私而废其功，将不可发私怒，而兴战必用众心，苟合以私忿而合战，则用众必败。怒不可以复悦，喜不可以复怒，故以文为先，以武为後。先胜则必後负，先怒则必後悔；一朝之忿，而亡其身。故君子威而不猛，忿而不怒，忧而不惧，悦而不喜。可忿之事，然後加之威武，威武加则刑罚施，刑罚施则众奸塞。不加威武，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众恶不理，其国亡。
治乱
治乱之政，谓省官并职，去文就质也。夫绵绵不绝，必有乱结；纤纤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夫三军之乱，纷纷扰扰，各惟其理。明君治其纲纪，政治当有先後。先理纲，後理纪；先理令，後理罚；先理近，後理远；先理内，後理外；先理本，後理末；先理强，後理弱；先理大，後理小；先理上，後理下；先理身，後理人。是以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理近则远安，理内则外端，理本则末通，理强则弱伸，理大则小行，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此乃治国之道也。
教令
教令之政，谓上为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後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故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後；不教而战，是谓弃之。先习士卒用兵之道，其法有五：一曰：使目习其旌旗指麾之变，纵横之术；二曰：使耳习闻金鼓之声，动静行止；三曰：使心习刑罚之严，爵赏之利；四曰：使手习五兵之便，斗战之备；五曰：使足习周旋走趋之列，进退之宜；故号为五教。教令军陈，各有其道。左教青龙，右教白虎，前教朱雀，後教玄武，中央轩辕。大将军之所处，左矛右戟，前盾後弩，中央旗鼓。旗动俱起，闻鼓则进，闻金则止，随其指挥，五陈乃理。正陈之法，旗鼓为之主：一鼓，举其青旗，则为直陈；二鼓，举其赤旗，则为锐陈；三鼓，举其黄旗，则为方陈；四鼓，举其白旗，则为圆陈；五鼓，举其黑旗，则为曲陈。直陈者，木陈也；锐陈者，火陈也；方陈者，土陈也；圆陈者，金陈也；曲陈者，水陈也。此五行之陈，辗转相生，冲对相胜，相生为救，相胜为战；相生为助，相胜为敌。凡结五陈之法，五五相保，五人为一长，五长为一师，五师为一枝，五枝为一火，五火为一撞，五撞为一军，则军士具矣。夫兵利之所便，务知节度。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壮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粮牧，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五五相保，一鼓整行，二鼓习陈，三鼓起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闻鼓听金，然後举旗，出兵以次第，一鸣鼓三通，旌旗发扬，举兵先攻者赏，却退者斩，此教令也。
斩断
斩断之政，谓不从教令之法也。其法有七：一曰轻，二曰慢，三曰盗，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乱，七曰误，此治军之禁也。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故设斧钺之威以待，不从令者，诛之。军法异等，过轻罚重，令不可犯，犯令者斩。期会不到，闻鼓不行，乘宽自留，避回自止，初近後远，唤名不应，车甲不具，兵器不备，此为轻军，轻军者斩。受令不传，传令不审，迷惑吏士，金鼓不闻，旌旗不睹，此谓慢军，慢军者斩。食不禀粮，军不省兵，赋赐不均，阿私所亲，取非其物，借贷不还，夺人头首，以获其功，此谓盗军，盗军者斩。变改姓名，衣服不鲜，旌旗裂坏，金鼓不具，兵刃不磨，器仗不坚，矢不着羽，弓弩无弦，法令不行，此为欺军，欺军者斩。闻鼓不进，闻金不止，按旗不伏，举旗不起，指挥不随，避前向後，纵发乱行，折其弓弩之势，却退不斗，或左或右，扶伤举死，自托而归，此谓背军，背军者斩。出军行将，士卒争先，纷纷扰扰，车骑相连，咽塞路道，後不得先，呼唤喧哗，无所听闻，失乱行次，兵刃中伤，长短不理，上下纵横，此谓乱军，乱军者斩。屯营所止，问其乡里，亲近相随，共食相保，不得越次，强入他伍，干误次第，不可呵止，度营出入，不由门户，不自启白，奸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饮酒，阿私取受，大言警语，疑惑吏士，此谓误军，误军者斩。斩断之後，此万事乃理也。
思虑
思虑之政，谓思近虑远也。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故君子思不出其位。思者，正谋也；虑者，思事之计也。非其位不谋其政，非其事不虑其计。大事起於难，小事起於易。故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是以九重之台，虽高必坏。故仰高者不可忽其下，瞻前者不可忽其後。是以秦穆公伐郑，二子知其害；吴王受越女，子胥知其败；虞受晋璧马，宫之奇知其害；宋襄公练兵车，目夷知其负。凡此之智，思虑之至，可谓明矣。夫随覆陈之轨，追陷溺之後，以赴其前，何及之有？故秦承霸业，不及尧舜之道。夫危生於安，亡生於存，乱生於治。君子视微知着，见始知终，祸无从起，此思虑之政也。
阴察
阴察之政，譬喻物类，以觉悟其意也。外伤则内孤，上惑则下疑；疑则亲者不用，惑 则视者失度；失度则乱谋，乱谋则国危，国危则不安。是以思者虑远，远虑者安，无虑者危。富者得志，贫者失时，甚爱太费，多藏厚亡，竭财相买，无功自专，懮事众者烦，烦生於怠。船漏则水入，囊穿则内空；山小无兽，水浅无鱼，树弱无巢；墙坏屋倾，堤决水漾；疾走者仆，安行者迟；乘危者浅，履冰者惧，涉泉者溺，遇水者渡，无楫者不济，失侣者远顾，赏罚者省功，不诚者失信。唇亡齿寒，毛落皮单。阿私乱言，偏听者生患。善谋者胜，恶谋者分。善之劝恶，如春雨泽。麒麟易乘，驽骀难习。不视者盲，不听者聋。根伤则叶枯，叶枯则花落，花落则实亡。柱细则屋倾，本细则末挠，下小则上崩。不辨黑白，弃土取石，虎羊同群。衣破者补，带短者续。弄刀者伤手，打跳者伤足。洗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总之，有五德：一曰禁暴止兵，二曰赏贤罚罪，三曰安仁和众，四曰保大定功，五曰丰挠拒谗，此之谓五德。
治国第一
【本文】
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正矣。夫本者，倡始也；末者，应和也。倡始者，天地也；应和者，万物也。万物之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长，非人不成。故人君举措应天，若北辰为之主，台辅为之臣佐，列宿为之官属，众星为之人民。是以北辰不可变改，台辅不可失度，列宿不可错缪，此天之象也。故立台榭以观天文，郊祀、逆气以配神灵，所以务天之本也；耕农、社稷、山林、川泽，祀祠祈福，所以务地之本也；庠序之礼，八佾之乐，明堂辟雍，高墙宗庙，所以务人之本也。故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圆凿不可以方枘，铅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则有逆气；地失其常，则有枯败；人失其常，则有患害。《经》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谓也。
【译文】
治国如同治家，皆须正本清源，根本树立了，其他末节自可顺利发展。所谓本，是事物的源头，而所谓末，是顺著源头所产生的结果。就自然界来说，天地就是本，万物就是末，万物得以衍生不绝，乃天地所赐，人所培育的，因此为人君应举措应天，一如星象的安排：以北极星居中为主，天枢、天旋居侧为臣佐，其他主星为官吏，而散布外围的小星为百姓。北极星的位置是固定的，而两侧指极星的运行亦不失其节度，其他众星皆有其轨道，不出差错，这就是天象。
因此为人君主就须设高台以观天象，随季节变化而举行郊祀大典，藉以应天，这就是务天之本的表现。建立祭祀山林，川泽的后土庙，定时祈福祈祷，这就是务地之本的表现。重视礼乐教化，设立明堂辟雍与祖先宗庙，这就是务人之本的表现。圆凿不可配以方柄，铅刀不可用来砍伐，使用不恰当的工具，便不能成其事；未用适当的方法，不足以成其功。而「本」即是常法要规，因此，天地失常则有灾变，人不用常法，必有祸害。所以书经上说：「若非先王所依下来的道统礼法，我不敢遵循。」就是这个道理。
君臣第二
【本文】
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事上为义。两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功名之道俱立矣。是故，君南面向阳，著其声响；臣北面向阴，见其形景。声响者，教令也；形景者，功效也。教令得中则功立，功立则万物蒙其福。是以三纲六纪有上中下。上者为君臣，中者为父子，下者为夫妇，各修其道，福祚至矣。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和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故君惟其政，臣惟其事，是以明君之政修，则忠臣之事举。学者思明师，仕者思明君。故设官职之全，序爵禄之位，陈璇玑之政，建台辅之佐；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具矣。
【译文】
君之於臣，犹如天之於地，能厘清彼此的关系，则君臣之道就能彰显出来了。人君须施仁政，而臣子须尽心事奉主上，而违背正道的政策，人君不应交付臣子去实施，陷之於不义，臣子事君亦可有贰心。上下皆守礼，则百姓也亦於统治，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已具备。
君待臣以礼，而臣事君以忠，则君可专心为政，而臣子会为其效力。君王勤於政事，臣子勤於辅佐，则可成就霸业。
君王向南施其政令，臣子向北尽人臣应尽的义务，彼此不逾越，且合作无间，那麼国家就会强盛，福泽被及万事万物。因此，三纲六纪将人伦关系区分为上、中、下三种，上为君臣，中为父子，下为夫妇，能各尊其道，必享福祚。君臣之间，必严守君臣之礼，不可以下犯上；父子必讲究亲恩，父慈子孝，互不违道；夫妇之间，以和为贵，维持家庭的和睦。居上位的行为不端正，居下位的就会起来做乱。所以人君要致力於政治的整顿，而人臣要竭尽心力事奉主上，政治修明了，人君人臣皆有功劳。
好学者可望一位好老师，出仕为官者希求遇著一位明君，因此，官职体系要完备，爵位俸禄也要规划好，才能收辅佐之效，使百恶不兴，如此，治国之道则具备了。
视听第三
【本文】
视听之政，谓视微形，听细声。形微而不可见，声细而不可闻，故明君视微之几，听细之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故为政之道，务於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故《经》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故身之有心，若国之有君，以内和外，万物昭然。观日月之形，不足以为明；闻雷霆之声，不足以为听，故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夫五音不闻，无以别宫商；五色不见，无以别玄黄。盖闻明君者，常若昼夜，昼则公事行，夜则私事兴。或有吁嗟之怨而不得闻，或有进善之忠而不得信。怨声不闻，则枉者不得伸；进善不纳，则忠者不得信，邪者容其奸。故《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
【译文】
为政之道在於能看到不被重视的问题，听到不为人知的意见。因此能观微听细，使下情能上达，以巩固国本，安定民生。能采纳臣子以及庶民的意见，则万物皆为其目，众音皆为其耳，如此，君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所以书经上说：「圣人没有固定的意见，完全以百姓的意见为意见。」人的身体接受意志所主宰，一国之君就如同人的意志，内外相应和，则全国一片祥和。
国君双眼只观日月，而不察民情，就称不上目明；双耳只闻雷霆之声，而不闻民意，就算不上耳聪，所以为人君要多关心百姓疾苦，才识圣明之君。
未曾听过音乐，就无法分辨音阶高低；不观察万物，就无法辨别出颜色的变化。君王并非时时刻刻专心於国事，若太过专注於私事，则会错过许多忠言与民怨，如此一来，冷落了忠良，奸邪之人就趁细为乱，国家就会出现危机。所以书经上说：「施政要以民意为依归。」
纳言第四
【本文】
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诤臣，父有诤子，当其不义则诤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顺恶逆美，其国必危。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故有道之国，危言危行；无道之国，危行言孙，上无所闻，下无所说。故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不耻下贱，故行成名著，后世以为圣。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译文】
身为国君应广纳众议，虚心接受谏言。为人父者有直言不讳的子女，而为人君者有极言直谏的臣子，那麼当他们行为不义时，为人臣子、儿女便会提出告诫，及时挽救危机，也保全为君为父的美德。有恶习就要戒除，不可违逆正道，倘若破坏正道，国家将遭遇危机。
人君若专断固执，不纳谏言，忠臣的计策便无法上达，使奸邪趁机而危害朝政。因此政治清明的国家，臣子能直言无讳；而无道之国，在朝者尽为趋炎附势、言语谄媚的人，进而使朝政更为腐败。
孔子不耻下问，周公乐与百姓结交，而能成就伟大的学问，为后世万代所景仰，奉为圣人。所以屋顶漏水，若不修补，便无法居住，为政者有缺失，却不能改过，百姓的生活必然不安定。
察疑第五
【本文】
察疑之政，谓察朱紫之色，别宫商之音。故红紫乱朱色，淫声疑正乐。乱生於远，疑生於惑。物有异类，形有同色。白石如玉，愚者宝之；鱼目似珠，愚者取之；狐貉似犬，愚者蓄之；栝蒌似瓜，愚者食之。故赵高指鹿为马，秦王不以为疑；范蠡贡越美女，吴王不以为惑。计疑无定事，事疑无成功。故圣人不可以意说为明，必信夫卜，占其吉凶。《书》曰：「三人占，必从二人之言。」而有大疑者，「谋及庶人」。故孔子云：「明君之治，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不患贱不知贵，惟患贵不知贱。故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马为策己者驰，神为通己者明。故人君决狱行刑，患其不明。或无罪被辜，或有罪蒙恕；或强者专辞，或弱者侵怨；或直者被枉，或屈者不伸；或有信而见疑，或有忠而被害，此皆招天之逆气，灾暴之患，祸乱之变。惟明君治狱案刑，问其情辞，如不虚不匿，不枉不弊，观其往来，察其进退，听其声响，瞻其看视。形惧声哀，来疾去迟，还顾吁嗟，此怨结之情不得伸也。下瞻盗视，见怯退还，喘息却听，沉吟腹计，语言失度，来迟去速，不敢反顾，此罪人欲自免也。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
【译文】
为政者应明察秋毫，杜绝歪风，维护道统。变乱往往发生在政令不及的地方，谣言总是因众心疑惑而产生的。物质的外表相似，其本质却不相同，白石如玉，鱼目似珠，狐貉似犬，栝蒌似瓜，不明事理的人就把它当珍宝。因而赵高指鹿为马，秦王不加反驳；范蠡进贡越国美女，而吴王不加怀疑，此皆将酿成大祸。
计策有疑点，就无法成事，因此圣人行事皆求诸於天意，人卜其吉凶，不可任意行动。书经上说：「有三个人占卜的结果，则须遵从其中的多数。」若再有疑问，那麼就要徵询百姓的意见了。所以孔子曾说：「有为的君王不担心百姓不懂他为政的苦心，而担心自己不了解民意。」
士为知己者死；女者悦己者容，马为其雇主而驰远，神明为通灵者显灵。人君审理案件最怕不能查明真相，而累及无辜，或纵容小人，使强者不招供、弱者藉机诬陷他人，而致使刚直者被陷害，有冤屈者不得伸张，忠良、信义之士被害，这些都是败德的事，必会引来灾祸。
所以明君处理刑案、问案时，若毫无破绽可循，就要观察犯人的言行举止。若罪犯有敬畏之色，且言词哀怨，匆忙上堂，而迟迟不肯离去，离去时还不时反顾叹息，这人必是有冤而未伸。若见其言语反覆，前后矛盾，多方揭词，似有诡计，畏畏缩缩，不敢直视判官，这人必定是罪犯而急欲脱罪。孔子说：「观察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察明他行为的动机，再看他是否心安理得，那麼一切奸情皆无所隐瞒了！」
治人第六
【本文】
治人之道，谓道之风化，陈示所以也。故《经》云：「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日月之明，众下仰之；乾坤之广，万物顺之。是以尧、舜之君，远夷贡献；桀、纣之君，诸夏背叛；非天移动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故治人犹如养苗，先去其秽。故国之将兴，而伐於国，国之将衰，而伐於山。明君之治，务知人之所患，皂服之吏，小国之臣。故曰：皂服无所不克，莫知其极，克食於民，而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於有余。故今诸侯好利，利兴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经》云：「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贵无用之物，使民心不乱。」各理其职，是以圣人之政治也。古者，齐景公之时，病民下奢侈，不遂礼制。周秦之宜，去文就质，而劝民之有利也。夫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金银璧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远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锦绣纂组，绮罗绫縠，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镂，伎作之巧，难成之功，妨害农事，辎軿出入，袍裘索襗，此非庶人之所饰也。重门画兽，萧墙数仞，冢墓过度，竭财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经》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此治人之道，不亦合於四时之气乎？
【译文】
书经上说：「以德义教化百姓，百姓就不会悖德忘义；教民以是非之辨，百姓行为就有分寸。」所以要依正道来教育百姓。
日月之光，广被众人，众人皆仰望他；天地之大，孕育万物，万物皆顺其生长。因此尧舜之恩泽广布，令远夷皆来归服；夏桀、商纣之败德，使诸夏背叛，这并非上天所指使的，乃造化使然。
统治百姓犹如培养幼苗，必先拔去杂草；所以要使国家兴盛，要先去除祸根。有为的君主，应知皂服小吏，危害甚大，因此有的说：「皂服小吏是百姓的克星，广徵暴敛，使百姓匮乏，而导致动乱发生。」平时若能注重农业，不加侵扰，减少赋税，增加百姓收入，这才是使国家富强的最好方法。
国军不忧心国家不够繁荣，却忧心国内不安定，所以尧舜划分地利，与民耕作，观测天象，预测凶年，使年年有余粮，人人都衣食不缺，路不拾遗，百姓皆满足於现况。春秋时代贫弱者开始为富者耕作，延续至今的诸侯皆争一己之私利，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耕作的农人减少，纷纷改行从商，互相争利，以致人心惶惶，社会不安定。
书经上说：「居上位者不把金银当宝贝，百姓就不会去当盗贼；不常使用奢侈无用的器物，民心就不会大乱。」能使百姓安於其职，才是盛民的政治。齐景公生活奢侈，礼制就无法施行，周朝与秦朝，去除纹饰，崇尚俭朴，使民风敦厚。
金银璧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皆非中原所产，也非平常百姓日常所需。锦绣编织，绮罗绫縠，染色布帛，皆非百姓身上所能穿的。雕文刻镂，耗时贵工，只有妨害农事，无重要用途。辎軿袍裘，亦非百姓所需，那些刻意垛高围墙装点门面，大肆翻祖坟，炫燿财富的行为，都是富人才做的事。
书经上说：「庶民最需求的生活是努力躬耕，谨身节用，以侍奉父母。」所以为政者要能控制财货流量，并以礼教化百姓，使之勤俭刻苦平日有积蓄，便不愁荒年时物货缺乏，这样的治民之道，不也合乎了四时的变化吗？
举措第七
【原文】
举措之政，谓举直措诸枉也。夫治国犹於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故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故治国之道，举直措诸枉，其国乃安。夫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绝，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弟，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质於君，朋党相谗。尧举逸人，汤招有莘，周公采贱，皆得其人，以致太平。故人君悬赏以待功，设位以待士，不旷庶官，辟四门以兴治务，玄纁以聘幽隐，天下归心，而不仁者远矣。夫所用者非所养，所养者非所用；贫陋为下，财色为上；谗邪得志，忠直远放，玄纁不行，焉得贤辅哉？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是以聘贤求士，犹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嫁之女，出财为妇。故女慕财聘而达其贞，士慕玄纁而达其名，以礼聘士，而其国乃宁矣。
【译文】
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须起用贤能之士，而贬抑小人。治国犹如养生，养生之道，莫过於养神调气，而治国之道，在於选贤举能，养神可以健身，而举用贤能，国家就会安定。
辅佐之臣犹如支撑房屋的木柱 ，木柱不可太细，太细房子就不稳固；国内的良佐不可太少，少了国家就会倾覆。所以多方起用贤士，国家便会安定。
房子的支柱以直木较为坚固，而国之佐臣以能直言极谏的忠直之士为佳；直木多生长於幽山林之中，而忠直之士多潜藏於布衣百姓之中，所以君王求才，必求诸於乡里之间。他们有的是怀才不遇，而流为庶民。有的才智过人，却不得君王的赏识。有的生性忠贤孝悌，却未被乡里所荐举。有的曲高和寡，甘愿隐遁山林，而不愿在朝与小人同流合污。有的忠诚事君，却为奸佞所陷害。
尧、舜、周公等明主，都是在这些卑微的地方，觅得良材，建立太平盛事的。所以人君须设厚赏来鼓励有功的人，设高官来拢络贤才，使人人皆固守岗位，则百废俱兴，隐士得到聘用，天下归服，罪恶皆隐遁。国家之所以危险不安，百姓无法安居乐业，是因为得贤士的效忠，那些奸谗小人重财色，皆非国之栋梁，蓄养他们毫无用处，若因小人得志，而始忠良退隐，不愿出仕，那国家必会衰败。
藉著交情，而安排职务，那麼吏治会大乱，若因职务的性质而选材，才会有条理，聘贤求才犹如嫁娶儿女，未有不娶自嫁，出钱为妇的，正因女子盼望迎娶，才会守其贞洁；贤士因冀求君王的发掘而守其高节之名。为人君能以厚礼聘才，国家才会安定。
考黜第八
【原文】
考黜之政，谓迁善黜恶。明主在上，心昭於天，察知善恶，广及四海，不敢遗小国之臣，下及庶人，进用贤良，退去贪懦，明良上下，企及国理，众贤雨集，此所以劝善黜恶，陈之休咎。故考黜之政，务知人之所苦。其苦有五。
或有小吏因公为私，乘权作奸；左手执戈，右手治生；内侵於官，外采於民，此所苦一也。
或有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或有重罪得宽，扶强抑弱，加以严刑，枉责其情，此所苦二也。
或有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之人，断绝语辞，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此所苦三也。
或有长吏数易守宰，兼佐为政，阿私所亲，枉克所恨，逼切为行，偏颇不承法制，更因赋敛，傍课采利，送故待新，夤缘徵发，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此所苦四也。
或有县官慕功，赏罚之际，利人之事，买卖之费，多所裁量，专其价数，民失其职，此所苦五也。
凡此五事，民之五害。有如此者，不可不黜，无此五者，不可不迁。故《书》云：「三载考绩，黜陟幽明。」
【译文】
要使政治清明，必须升迁忠良之士而罢黜图谋不轨的人。有为的国君，德泽广被天下，遍察全国政务的施行情况，小官吏与百姓都在他的视线掌握之中。进用忠贤，革去贪懦的人，厘清上下的关系，使得国政有条哩，由朝中人才云集，这才是实施选罢政策的结果。
但行使选罢之前，务必先了解百姓受官吏压迫的痛苦，其状况有五种：
其一，官吏假借职权，作威作福，将百姓的生死，玩弄於股掌之间，欺瞒上司，压榨百姓，令百姓敢怒不敢言。
其二，有的官吏断狱不公，执法不严，有人犯大罪，却得以不受制裁，官吏欺善怕恶，使无辜之人，倍受迫害。
其三，官官相护，徇私勾结，迫害告发奸情的人，隐藏实情，湮灭所有证据，甚至杀人灭口。
其四，有的官吏对刚到任的长官，极力的谄媚，以赢得长官的信任，对於仇人，则刻意逼陷，公报私仇。此外，更假借徵税之名，搜括民财，表面上是储备以防患未然，暗中却扩增私产。
其五，有的县官贪求财富与权势，施行赏罚，则考虑是否有利於己，还介入民间买卖商业，与民争利，使百姓损失很大。
以上五种官吏，危害百姓甚深，不可不罢黜除去。没有此五种恶行的官吏，要予以升官奖赏。
所以书经上说：「新官上任三年后，需考核其功绩，决定升迁或辞退。」
赏罚第十
【原文】
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是以羊羹有不均之害，楚王有信谗之败。
夫将专持生杀之威：必生可杀，必杀可生，忿怒不详，赏罚不明，教令不常，以私为公，此国之五危也。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杀可生，众奸不禁；必生可杀，士卒散亡；忿怒不详，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功；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禁，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功，上无强辅；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
故防奸以政，救奢以俭；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曲，则人死服。路有饥人，厩有肥马，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故人君先募而后赏，先令而后诛，则人亲附，畏而爱之，不令而行。赏罚不正，则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赏赐不避怨雠，则齐桓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此之谓也。
【译文】
为政者应确立赏罚制度，奖善惩恶，藉以鼓励百姓立功，并杜绝罪恶。使部属都确知赏罚的标准，那麼他们的行为就有分寸，不至於犯法。但赏罚要公平，不可以厚此薄彼，徇私偏袒，无功之人，不受禄；无过之人，也不应受罚，若任意奖赏或惩罚，将使部属不服。
春秋战国时，中山国国王只因一杯羊肉羹而亡国；楚平王因听信谗言而迫害贤良，祸及子孙，都是赏罚不当的例子，值得后人警诫。
将领把持了属下的生杀大权，若是误杀好人，纵容恶人，喜怒无常，赏罚不明；常假公济私，政令朝令夕改，使部属不知所从。凡是犯有以上的过失的将领，都是国家的祸害。若赏罚不明，其所下的命令，无人愿意遵守；若纵容恶人，各种败坏道德的事都会出现；若枉杀无辜，众人必怀恨在心；若喜怒无常，那就很难树立威严；若赏罚不公，百姓便不会争相报国立功；若正教实施不当，法令自然也无法施用；若假公济私，人人必有贰心。所以说众恶不止，国祚必不能长久，士卒离心离德，再庞大的军队，终必溃败；将领毫无威严，军队就会软弱；属下无心作战，将领就无从激励士气；法令不彰，事物就没有条理；人人有贰心，国家就将面临崩解的命运了。
因此要杜绝罪恶，须先使政治清明；要阻绝奢侈，须崇尚节俭，令忠直之士，审理讼狱，令清廉之士，执行赏法，赏罚严明了，则人人致力效忠。
路旁还有饥民，官吏的马就中却有肥马，这可谓亡人而自存，薄人而自厚，太不懂得体恤百姓了。
人君必先订立赏罚条例，而后才实施刑赏，令百姓既敬且畏，不须命令，即能服从。
赏罚不公，则忠臣尽死於冤屈，而奸臣皆因不实的战功，而受重用。赏罚应不受恩怨情仇的影响，齐桓公就因不计前嫌而重用管仲，得以成就霸业；周公大义灭亲，而能树立威信，所以书经上说：「无所偏私，无所袒护，则王道可以施行无阻了。」
喜怒第十一
【本文】
喜怒之政，谓喜不应喜无喜之事，怒不应怒无怒之物；喜怒之间，必明其类。怒不可犯无罪之人，喜不纵可戮之士；喜怒之际，不可不详。喜不可纵有罪，怒不可戮无辜；喜怒之事，不可妄行。行其私而废其功，将不可发私怒，而兴战必用众心，苟合以私忿而合战，则用众必败。怒不可以复悦，喜不可以复怒，故以文为先，以武为后。先胜则必后负，先怒则必后悔；一朝之忿，而亡其身。故君子威而不猛，忿而不怒，忧而不惧，悦而不喜。可忿之事，然后加之威武，威武加则刑罚施，刑罚施则众奸塞。不加威武，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众恶不理，其国亡。
【译文】
身为将领应注意随时控制自己的情绪，心境虽难免有怒有喜，但仍应将公事与私心区分开来，才不至於误事。
生气时，不可迁怒无罪的人，也不可因一时的高兴，而赦免罪大恶极的人，应详究其情，再行发落。决断案件，也不可因自己的喜好，而滥杀无辜，或纵容有罪之人，不使情绪影响决策。将领不可喜怒无常，这足以抵销以往所有的战功，作战时，应团结部众的心，激励士气，齐力作战，如果只凭自己的血气之勇，强求军队硬攻，那麼全军将毁在他的手中。
时时保持愉快的心情，就不容易发怒；终日郁郁寡欢，也就很难快了的起来，所以将领必先修文德，而后再讲究武功，如果战胜后不能更加谨慎，则将因轻敌而战败。一味的意气用事，事后必会后悔。一时的冲动，将导致身败名裂。
所以有才德的君子，威武而不野蛮；只知忧心，而不知恐惧；喜怒皆不形於色。平时就要树立威严，这样，刑法才有效力，一切的罪恶都可以扫尽。若无法确立威信，则刑罚就无法施行，众人跋扈而无法管束，那麼国家就会灭亡。
治乱第十二
【本文】
治乱之政，谓省官并职，去文就质也。夫绵绵不绝，必有乱结；纤纤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夫三军之乱，纷纷扰扰，各惟其理。明君治其纲纪，政治当有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先理近，后理远；先理内，后理外；先理本，后理末；先理强，后理弱；先理大，后理小；先理上，后理下；先理身，后理人。是以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理近则远安，理内则外端，理本则末通，理强则弱伸，理大则小行，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此乃治国之道也。
【译文】
要整顿政治，必须先裁汰冗官，去除虚职，不使闲散无用的官员，群聚结党，危害政务。全国上下若不遵守三纲六纪，就会大乱。所以国君行为举止必不失正道，为政需合乎理法道统，则万事可成，而功业亦可长久保持。
军队之所以会纷扰没有秩序，是因部队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管理。所以国君要治理国家，要有先后次序，先整顿大纲，而后处理细目；先颁布戒令，而后执行刑罚；先治理好国都附近几省，而后全国都可治理好；先安内而后攘外；先修身而后治人。
如此一来，法令申明了，刑罚就可以执行无碍了；国家强盛了，邻国就不敢来犯；压制强者，则弱者得以伸张；吏治清明，则百姓亦会循规蹈矩，国君拥有崇高的品德，就能得天下人的景仰，这就是治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