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下一句是：亦各从其志也。
出处：《史记·伯夷列传》——西汉·司马迁
原文：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译文：
孔子说过，“道德见解不同是不能共同谋划事情的”，也只能各自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罢了。所以他说，“富贵如能追求到手，那么，即使让我执鞭为马夫，我也愿意干。如果不能追求，还是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吧。”
岁月到了寒冷的季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落的”。整个世道都浑浊的时候，品行高洁的人才显现出来。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看得太重，或将富贵看得太轻吗？
扩展资料
《伯夷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该篇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
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伯夷列传
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
出处：《史记·伯夷传》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作者：司马迁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
赏析：
1。五体会通。综合前代史书中各种体例，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形成从横交错的舒适结构。
2。人物编排名实兼顾，以类相从。《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
3。追根求源，详因略果。
4。条理清晰。
“道不同不相为谋”下一句是“亦各从其志也”。
“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意思是：道德见解不同是不能共同谋划事情的，也只能各自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罢了。
出自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伯夷列传》。
节选原文：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译文：
孔子说：“道德见解不同是不能共同谋划事情的”，也只能各自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罢了。所以他说：“富贵如能追求到手，那么，即使让我执鞭为马夫，我也愿意干。如果不能追求，还是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吧。岁月到了寒冷的季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落的。”
整个世道都浑浊的时候，品行高洁的人才显现出来。难道是因为他们把道德看得太重，或将富贵看得太轻吗？
扩展资料
《伯夷列传》是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该篇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
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
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道不同，不相为谋”在论语中最初这句话指的是君子和小人之别。是孔子对于君子的行为举止的一种认知：大道，不同，君子不会刻意的选择去谋了。这是一种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的豁达浩然君子之气。
是说走着不同道路的人，就不能在一起谋划，志趣不同的人就无法共事。而现代对这句话的意思多指人生价值观不同，不能走同一条道路。
典故
1、管宁与华歆割席断交
《世说新语·德行篇》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管宁、华歆曾一起在陈球门下学习，所以两个人是同学关系。管宁之所以割席，表面上只是因为两件小事：华歆拾金及观看高官车马。但管宁从这两件事中看出了华歆追求功名利禄的心思，这与管宁自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相冲突，所以管宁才毅然割席。
无论是管宁的淡泊名利，还是华歆的追求名利，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任何一个社会，既要有恬淡的君子来树立道德典范，也要有上进的士人来建立世功。管、华的断交，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彼此的道不同。
2、嵇康与山涛绝交书
嵇康和山涛都是“竹林七贤”中的人物，他们之所以绝交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两人的思想倾向不同，二是两人在政治上的立场不同。
嵇康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山涛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心中仍有入世建功之心。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所以对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集团十分不满。山涛则先在魏做官，后又成为司马政权中的重要一员。
两人虽然有这些不同，但基本都秉持着“君子和而不同”的态度，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彼此也相安无事。等到后来山涛想举荐嵇康来代替自己的职务时，一下子就刺激到了嵇康。作为魏室宗亲，嵇康是不可能投奔司马氏政权的，作为朋友，山涛应该明白并且理解这一点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嵇康给山涛写了这封绝交信。在绝交书中，嵇康列举了自己不能出来做官的理由，所谓“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概括起来，其实就是说自己不想失去本心，希望山涛能够理解他，不要强人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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