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
翻译：他曾经与公卿们事先约定好了要向皇帝谈论的问题，但到了皇上面前，他却违背约定，而顺从皇上的意旨。
该句节选自《史记·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原文意为：每次朝会议事时，陈述各种事情，让皇上自己选择做决定。不愿意当庭拉下脸来进行辩驳争论。
西汉士人精神风貌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专制王权的制约之下，士人群体主要在两方面发生了变化。其一，在政治上丧失了先秦时期形成的独立人格，积极迎合专制政权，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其行为方式以忠孝为基本内容，形成了依附人格。其二，在思想意识上，把儒家经典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模式，自觉的按儒家学说要求自己，对外用儒家思想学说作为价值判断标准去评价一切客体。而士人群体社会属性，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变化，在外在层面的变化就是士风的变化。西汉士风的变化主要体现于以下几点：
1。士人群体的行为趋向和政治追求方面，主要表现为追求入仕，全心全意为专制政治服务。翦伯赞先生曾说：先秦儒家“一般地说，并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是为追求他们所信奉的真理。董仲舒以后的儒家则不然，他们把儒家哲学当作政治的敲门砖。”这些士人无力摆脱专制政权的制约又抵制不住富贵利诱的诱惑，只有按专制政权规定的方式入世，手捧经书，心在朝堂，奔走于仕宦之途，匍匐于朝廷之阶，奉迎于皇帝脚下。由先秦的“志于道”完全变为“从于王”，成为专制政权的统治基础。这可以从西汉中期以后的高级官吏中窥其端绪：最早纳入汉家王权的士人代表是公孙弘。公孙弘早年为狱吏，独尊儒术后，认识到读经可以飞黄腾达。四十多岁开始学春秋杂说，被推举为贤良文学，因对策迎合汉武帝，被擢为第一，公孙弘入仕前，名儒辕固生曾告诫他：“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④出仕以后，他把这种嘱咐完全置于脑后了，由于畏惧专制君主的淫威和贪恋爵禄，一心迎合皇帝，“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弘揍事，有所不可，不肯廷辩。”⑤公孙弘因此而受到汉武帝信用，数年至丞相封侯，他的行为和遭遇，说明专制政治下的士人许多成为灵魂扭曲的奴才。纳入封建统治者规范的社会体系之中的士人与政治的结合愈加紧密，但逐渐失去了治国安邦的主人翁意识，愈来愈走向迂腐，唯君命是从。
2。在处世为人的行为准则和议人论世的价值标准方面，士人群体局限于儒家忠孝节义的观念之中。西汉中期以后，士人以忠孝节义作为主要标准要求自己，衡量别人，并且影响了社会风气。忠孝是依附人格的体现，忠是依附君主，孝则是依附于宗法家长，两者都是服从的观念，都是对上尽义务和责任。西汉中期以后，忠孝观念深入人心。汉代人编著的《孝经》强调，孝是人不可改变的天性，“夫孝，天之经也，低之义也，人之行也。”忠则是孝的延伸，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理论论证了忠孝的合理性和不可改变性，很多士人则把忠孝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目标。张敞曾说：“忠孝之道，退家则尽心于亲，进宦则竭力于君。”⑥刘向强调：“士不以利秽，不为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虽死而不悔。”⑦他认为“人臣之术，顺从而复命，无所专取。义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⑧刘向也是愚忠的典型。他历事宣、元、成三帝，目睹宦官、外戚专权，刘氏王朝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先后上书十数次，三次入牢狱，两次被免官，忠心不改，为刘氏政权付出了一生。
3。于儒学的思维模式和学习研究风气。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后，通过一系列的强制规范，士人的学风有很大改革。这里的学风主要指学习内容、学术研究风气等。首先，士人把儒学视为评价一切的价值标准，匡衡的议论代表了许多士人的心态。他说“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⑨班固也强调：“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⑩所以，朝廷每有大议，臣下则“傅经以对”。在学习和学术研究方面，则重师法家法，所谓师法家法，虽然后人解释不同，但基本认识一致，就是对先师传下来的儒学经文、经说只能尊奉传习而不能做任何更改，稍有更改和新的解释，便被视为背师叛道。这就造成了士人主体的思想僵化和学术研究教条化，文化学术因此而停滞不前。
总之，西汉以来士人的精神风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士人生存的外在空间，即统治者所采取的中央集权式的统治政策造成的，士人的精神风貌被束缚在儒家伦理之中，对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至远。
1：每次上朝同大家议论政事，总是先开头陈述种种事情，让皇上自己去选择决定，不肯当面驳斥和在朝廷上争论。
2：天下没有不能自我修养却能去治理别人的，这是百代不变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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