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适之安”，解释：自己觉得怎么做舒服就怎么做。
唐·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起居无时，惟适之安。” 解释： 自己觉得怎么做舒服就怎么做。 但思想是严复发展的。 惟适之安——天演宗哲学思想的最高概括(全文) 一、暮年严复概括人生哲学的警句 1918年底、1920年10月，严复二次回闽，终老福州， 1918年12月9日，严复带着第三子严叔夏（严琥）回到故乡阳岐，为儿子完婚。身体虚弱得连走几百步的力气都没有。 1919年5月下旬，严复从福州到上海治病，住进上海红十字医院，经过两个多月精心治疗，精力有所恢复。 1919年10月，严复回到北京，北方严寒，又大病两次，都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 1920年10月19日，严复离北京回福州，以避北方冬天寒气。 严系云当时六七岁，闹着要跟爷爷回福州。严复哄她睡下：“睡好了，等明天一早带你回福州啊。你看，江奶奶不是还在外间睡吗，你不要跟她吵啊……”“不料这是跟爷爷的永别了！”严系云在严复逝世八十周年时首次回到故乡，对我回忆爷爷时感慨地说。严复当时对家庭、对人生、对社会是怎么想的？严复在生命最后三年中，为我们留下几个警句，几句遗嘱，…… 1920年10月29日，严复抵达福州，住郎官巷。首次见到长孙严以侨，这个正月初一（1920年2月20日）出生的孩子啊，月数最大啊……。当时在北京，严复晚年得孙，焚香拜祖，作《元旦觐祖生》四首，留下佳句警言： “神州须健者，勿止大吾门。”（国家需要强健的新一代） “艰难支耎国，词命却强权。”（做国家的栋梁，不畏惧艰难困苦，努力支撑起软弱的国家，培养优秀的外交人才以对抗列强） 1921年7月，严复回乡察看尚书庙工程。尚书庙有严复去年8月在京写好寄回来的两幅对联，已经刻好在同一石柱的两个侧面上： “入我门来，总须扪心纳手，细检平生黑籍；（认真自我检查） 莫言神远，任汝穷奸极巧，难瞒头上青天。”（做坏事瞒不过） “千万家饭羹鱼香，惟神之赐； 百余乡风清魔伏，为民所依。”（祈愿社会安定生活幸福） 1921年10月3日严复手书遗嘱（六须）： “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传统文化，立国精神） “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只不复更来。（珍惜时间勤恳工作） “须勤思，而加条理。（深思、求真，比较、分析、判断、归纳、推理） “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好好学习增加本领，正确对待、一分为二、扬长避短） “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勿造孽。”（重群众，先天下，轻个人，损人利己是造孽）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福州郎官巷寓所逝世，享年68。 严复墓在福州盖山镇阳岐乡鳌头山东麓伸出的鳌头上。 严复鳌头山墓地，是严复长子严琚1910年任福建财政正监理官的时候，勘测监造的。严复亲手为自己书写墓碑： “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 在严复墓埕中央石横屏上，刻着严复晚年亲笔题写的四个大字： “惟适之安”。 “惟适之安”涵盖了严复暮年警句遗嘱的全部内涵，是严复人生思考的终极概括。 二、“惟适之安”是严复天演宗哲学思想的最高概括 严复自书四个字“惟适之安”，有何深意？ “唯适之安”出处——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冬，韩愈在长安等候调官，因仕途不顺，心情抑郁，故借李愿归隐盘谷事，吐露心中郁抑不平之情。 本文核心段在第三段，写逃离腐败官场的隐士，清闲自适的生活和清高避世的志向。 “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 “穷”，是困穷，仕途不顺。“野”，“在野”，是不当官了。写隐居者“高远”，超尘脱俗，在大自然中修身养性，洁身自好。 “起居无时，惟适之安”，“无时”，是说不定时，起居不定时，爱什么时候起来就什么时候起来，爱什么时候休息就什么时候休息。“惟适之安”，就是“惟安适”，只是安心于舒适的生活，自己觉得怎么做舒服就怎么做。 严复1910年从该文中选取“惟适之安”四字，题刻在墓埕横屏上，其含意是很深的。 首先，从墓地的风水来说，严复肯定这是自己休息长眠的好地方。离开尘世，安心地在这里休息吧，真是“舒适”啊。 进一步说，联系本段的上下文来看，脱离纷纭的人世，在此享受大自然的美好。不管生前有多少赞誉，相信身后没有人说我什么坏话。（己轻群重，一心为国；无损人利己，没有造孽，）我可以无忧无虑长眠于此。 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全文，联系严复的一生遭遇，其意义有更加丰富深刻了： 上文（第二段），借李愿之口，写高官显贵声威赫赫。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所谓“大丈夫”：权势赫赫，利益恩泽施给别人。名声显于一时。他有权力任免百官，辅佐天子发布政令。…… 这些就是遇到皇帝赏识的“大丈夫”，在当世发挥力量的所作所为。 我不是厌恶“大丈夫”这样的地位和作为而逃避。这是命运决定的，不可侥幸而得到的啊！ 这就是说，那些“大丈夫”，收买人心，沽名钓誉，爬上高位，不是凭借才、德，只是“有命”。那么，有才能的，被当权者长期冷落，就怪自己的命运不好吧！ ——从这一层看，把“惟适之安”四个字，联系严复命运、性格，可以想见的一层意思：鄙视那些权贵，又感叹自己不能施展“国士”才能，推行君主立宪的理想，复兴民族，富强国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吾非恶此而逃之”，说明我不是不想当大官，因为当大官毕竟是可以为天下人做大事情的。（艰难支耎国，词命却强权） 下文（第四段）写趋炎附势的官迷：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处污秽而不羞，……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对趋炎附势，卑躬屈膝，卑鄙无耻的小人，表现出极度厌恶和蔑视。（总须扪心纳手，细检平生黑籍） 2、3、4三段分别写显贵、隐士、官迷，通过对比，表达了对官场腐化的憎恶、对趋炎附势者的鄙视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 ——联系到严复对庆亲王、袁世凯的讽刺，说他们都是给满清送葬的 人才，袁世凯“不出三年必败”，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登高望远”顺应自然，不懂得“适之”，不懂得“安”。 以上是就“惟适之安”出处来体会严复的思想，但是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扩展，来一番“极深研幾”，深入细微研究，联系思想家严复的“道”的整个思想体系，从哲学命题上来思考，应当还有更为深远的含义。 考究“惟适之安”这四个字的字义语义，“惟”，起强调作用；“之”用于倒装、也有强调作用，即“安于适”；这个“适”就是“适合”“舒适”，这个“安”，就是“安定”“安心”。“安于适”，就是“安于适合的”，就是“顺”，就是“和”。 我们可以从这语义语境中感觉到一种解脱，一种超脱，一种自由，一种顺应自然规律的“天演”“和谐”境界。 所以这四个字可以看作是严复一生上下求索真理的最后概括，是自诩为“天演宗哲学家”的严复对人生追求、对社会发展的哲理性的概括，是中国思想家对把握自己祖国命运、民族前途的必由之路的一种预言。 1、惟适之安——就是天演哲学。（天演----调适----和谐） 惟适之安，安于适，自己觉得怎么做舒服就怎么做。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之中。这就要求人们顺应天演规律，依靠自己的“心”来整体调节，通过“调适”“体合”，成为“适者”，达到“和谐”“自由”。 “天演”一词为严复所独创。他汇通了中国古代“天道”、“变易”的传统哲学观念和西方的“进化”、“改革”的新思想，将生物和社会的变化过程概括为“天演”。这就把人们引进了一个无限想象的哲学王国，越思考越觉得其深奥和高明，余味无穷。（像严复的名、字一样：“复”，坤上震下，崩来无咎；“幾道”，极深研幾，循道而动）。 “天演”是自然进化规律。这个规律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晚清特定的社会环境（困境，世纪末日，悲观绝望）里，“天演理论”传递给民众的“天择”、“适存”的社会理念，往往被理解成：人只能被动地去适应和被选择。 其实，《天演论》所倡导的是在“物竞”的过程中产生“适者”，是一种竞争中的和谐，是顺应自然发展规律，达到人与自然的“适应”，从而实现“天择”，实现传统观念所谓“天人合一”的真正意义，就是“和谐”。 从被动地被自然淘汰，被“天择”（自然选择），到自觉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主动进取，与天争胜，成为“适者”，成为竞争中的优胜者，从而达到“和谐”，这个天演过程的关键，在于“物竞”的程序，“天择”的公平，和“适者”的能力。 于是，为补救《天演论》之不足，严复又翻译了《群学肄言》，运用西方社会有机体的理论，即将社会的新陈代谢看作人体的生老病死，进一步去探讨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和谐。于是他在强调“物竞”和“天择”的同时特别加上了“体合”，也就是突出“适者”的主观能动性。严复后来总是将“物竞、天择、体合”三者合一，来论证社会天演进化，去阐发其社会和谐理论。 “体合”，“体”就是“有机体的整体”，“合”是“适合”，“整合”，调节，通过系统调节而达到“适”。严复这就又创造出一个哲学概念： “调适”。 严复认为：从哲学高度看，可以将人类社会看作生物的有机体，具有基本相同的生育成长、代谢结构和变化规律，也有大致一样的各部门之间的调节、协同和特定的营养、分配、调节系统，只有在整体的调适与和谐当中，社会的有机体才能有效地运作并发挥特有的功能，维持旺盛的生命。 严复说： “夫一国犹之一身也，脉络贯通，官体相救，故击其头而四肢皆应，刺其腹而举体知亡。”（《原强修订稿》） 严复确信：社会机体理论不仅揭示了社会运作的本质，而且为治国安邦提供了良方，和“天演”理论结合起来，定可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严复叹服这种社会有机体整体调适与和谐的理论，大声称赞： “呜呼！美矣！备矣！自生民以来，未有若斯之懿也。虽文、周生今，未能舍其道而言治也。” 惟适之安——就是天演哲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整体调适----安定和谐。 2、惟适之安——就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惟适之安，安于适，自己觉得怎么做舒服就怎么做。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之中。这种“适”，是要依靠自己来“调”的，要“整体”的“心”来调节，通过“调适”“体合”达到“举体”的“贯通”“和谐”“自由”。 于是，关键就是要解决怎么“调适”、用什么来“调适”了。也就是说，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是什么，保证中国传统社会转型的关键是什么，促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关键是什么，现代化的关键是什么。严复社会有机体整体理论更注重从哲学的高度去思考社会机体的整合与通畅，以“体”和“用”这样的哲学命题去概括社会问题，于是严复破天荒地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1）惟适之安，就是要“自由为体”。 自由！毛泽东说：万类霜天竞自由！这是多么美好的（竞争中的）和谐世界！ 但是严复认为，人类的自由是相对自由。 神祗（神仙、上帝）的自由是完全、绝对的自由，那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但是只存在于哲学意念中，是一种虚幻自由，在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 人之外的万类，即生命动物（禽兽），受到各种外界条件的制约与束缚，一切都无法自主，毫无自由。 人类的自由是一种有条件、有束缚的“不自由”中的自由，是存在于社会有机体中的每一个个体的自由。没有这种自由，人类自身就不可能发展，社会就不能“调节”“体合”，也无法生存发展，无法前进。所以严复将自由看作“体”，概括为“自由为体”。 关于人类的自由，严复主要阐述以下三点： （一）个人的心性自由。 严复说： “自由云者，不过云由我做主，为所欲为云尔”。 完全能“自制于一己之心”，而不是“受命于他人之心志”。 就是自己能够独立地支配自己，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生活追求，这就是所谓“心性”自由。这里“心性”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性格。 “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也就是说的这种个人的心性自由。 作为人类的个体的“我”，要能够“为所欲为”，首先能够自主、自立，自己能够给自己一片自由的天空。生活中，如果自我得不到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无从谈起的。这是古往今来多少有个性“隐者”的理想啊。 只要能按照自我的“心性”（性格），顺其自然地去发展，展现自我，达到“尽性”，就走到自我的自由王国了。从这种意义上讲，个人自由是一种“心性”解放，是一种“心境”。严复引用“惟适之安”当然欣赏李愿的率性，向往他隐居盘谷的自由生活、无拘无束；严复特别欣赏庄子逍遥自在、豁达飘逸的个人自由境界。所以严复反复强调个人自由乃“心德之事”。这“心德”，应该就是讲人的身心和谐、心理健康。（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 （二）生存自由。 就是人类维持生命和社会活动的自由。 这是人类最起码的自由，包括衣食住行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交以及人类生活诉求的各个方面。这一点今天我们都很理解的。 然而，难能可贵的是，百多年前严复已经注意到：人类的生存自由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追求境界：千万家饭羹鱼香，百余乡风清魔伏） 他在强调“适”，强调生存竞争自由的同时，也突出了“天择”的重要性。为了适应“天择”，你就必须约束自己，控制自己，就只能实行有限制的生存自由。这样，通过不断的调适，最后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 严复明确指出： “科学家于物，皆有品量之分。品者问其物之如何，量者课其物为几许。” 这就是说：科学家要分析保障生存的物“品”“如何”、物“量”“几许”，要讲究品质和数量。所以科学的生存，应该是有节制的，所以随心所欲不是绝对的 自由。包括人口的生育也是如此。严复是中国提出计划生育的第一人。 随着现代化进程，物质基本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社会民主体制不断健全，于是提倡科学的生存自由就特别重要。否则，无限制地“生存自由”，人类就无法去适应“天择”，终将导致无法应对的灾难，甚至使人类完全失去了自由。 （三）国群自由。 严复说： “唯天生民，各具赋畀bi给以，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也是造孽） “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小大虽异，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与群，相似如此。”（《原强修订稿》） 就是说：西方天赋人权理论，扩大到国家和族群，国家和人类个体一样，天生应该享有自由的权力；又按照社会机体的原理，将国家比作人的机体，将人比作机体上的器官，只有身体自由心理健康，相关的器官才能自由运转、幸福安康。 严复遗嘱：“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勿造孽。”“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严复在论述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时，总是重群众，先国家，轻个人，后自己。如果为个人损害国群，损人利己是造孽。在《群己权界论》中，严复说： “夫吾所谓自由者，非独其名已也，乃生民所享真实之利益。国必有此，而后民得各奋其所能，以自求多福于物竞之难谌chen2相信、诚然，以庶几可幸于天择。苟于群无所侵损，则无人所得沮遏ju'e阻止者也”。 这就指明国家自由的根本意义：国家自由，而后才能保证个人的“小己”自由；从“物竞天择”的竞争规律去讲，国家在世界的竞争中得以自立，才能保证民众的生存和自由。 严复将国家和群体的自由放在首位，己轻群重，舍己为群，就是为了号召民众团结一致，奋发有为，去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振兴。 （2）惟适之安，须要“民主为用”。 如何保证民众享有真正的自由？严复在以自由为本体的理论基础上，引出了“民主为用”。这就将自由和民主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自由是本体，是“国魂”，是立国的精神；民主则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人民自由，才能实行民主；用民主制度，保证人民自由。 严复反对暴力革命，但并不是反对民主共和。他一再呼吁国家要给民众以民主，保障民众的自由权利。严复在翻译完《群己权界论》最后加上结语，完全是用自己发挥的话，说： “善为国者，不惟不忌其民之自由也，乃辅翼劝相，求其民之克享其自由，己乃积其小己之自由，以为其全国之自由，此其国权之尊，所以无上也。” 这就是说，国家要保障平民能够充分享受小己自由，积累小己自由就成为全国的自由。一个保障民众自由的国家才可能争得国家的自由。一个实行民主的国家，才有国权，才有国家的无上尊严。 因此，严复给中国历代的专制予以严厉的批判。其用词之激烈、揭露之深刻，在同时代人中是少见的。 所以，严复“惟适之安”，就是要“自由”要“民主”。“以自由为体”，把自由看作现代价值观的总源，“以民主为用”把民主看作实现自由的制度保障。 3、惟适之安，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要实现自由民主，必施行“三民”治本方略。 严复对自由、民主的阐述，从而推出治本理论：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实现“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必须有民族民众的素质条件的保证，由此“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之“三民”治本方略，就应运而生。严复1905年对孙中山强调说：“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着手。”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大力施行“三民”治本方略。（“教育救国论”） 三者之中，亦有主次，严复称： “智育重于体育，而德育又重于智育”。 严复明确指出： “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 人的身体是有形的“本体”，道德精神则是无形的“灵魂”；只有形神兼备，才能焕发无穷的力量和智慧。（简言之：思想好、身体好，学习好才是有用之英才） 三民素质提高了，尤其是新民德，培养“新”道德，则社会和谐的本体（人——是新人），就确立了，调适的能力也就提高了。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治本方略，对我们今天治国安邦，经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重建公民道德，净化社会风气，培育文化软实力更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总之，天演的过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不断调适的过程。 自由、民主则是保证调适的关键；提高三民素质，是提高调适能力的保证。 通过调适，从不和谐达到相对的和谐，达到“安于适”，进入“惟适之安”的境界。 这就是严复天演宗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是严复一生追求真理而得出的结论。“惟适之安”也包括了严复晚年主要警言遗训的思想，成了严复天演宗哲学思想的最高概括。 三、严复对思想理论力量的认知 严复说：“新知无尽，真理无穷。”可见严复对“真理”“新知”的服膺。他遗嘱：“人生在世，宜励业益知”，“须勤思，而加条理。”“须学问，增知能。”教导后人努力学习、勤于思考、增进知能；从而在实践“励业”中发挥学问知能的作用。 严复坚信，中华民族“三民”素质提高了，培养出“神州健者”，奋力竞争，不但“中国必不亡”，而且国富民强、安定和谐的社会能够建设成功，惟适之安的境界是可以实现的。 可见严复对天演宗哲学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必将产生的巨大力量是充分肯定并充满自信的。所以他终生孜孜以求，“极深研幾”，把西学之“道”引进给国人，让西方先进的思想理论同优秀的传统“旧法”相结合，成为“治国明民”、复兴民族的理论和指导思想。严复说： “……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 “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严复书房这一副对联，更是直截了当地表明严复对天演宗哲学思想理论的高度自信和肯定。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严复是否读过这一段话，不得而知。严复出于对列强环伺之下民弱国贫现实的担忧，因而对“武器的批判”始终怀着谨慎的态度，但是他对于“批判的武器”“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认同，可以说是跟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毫无二致。 请看严复下面这一段话： 1896年9月24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严复与汪康年、梁启超书云： “大报一时风行。于此见神州以内人心所同，各怀总干蹈厉之意。此中消息甚大，不仅振聩发聋、新人耳目已也。不佞曩在欧洲，见往有一二人著书立论于幽仄无人之隅， 逮一出问世，则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此非取天下之耳目知识而劫持之也，道在有以摧陷廓清、力破余地已而。使中国而终无维新之机，则亦已矣。荀二千年来申商斯高之法，熄于此时，则《时务 报》其嚆失也。” 严复相信思想理论的力量“不仅振聩发聋、新人耳目”，“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其“摧毁”“物质力量”能够“摧陷廓清、力破余地”，成为“警世”和“维新”的“先行者（嚆矢）”。 严复对思想理论力量的认知、认同，说明他是自觉的清醒的思想家。他的“三民”治本方略，他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保障民权国权的理论，正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抓住“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先进思想理论，令“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在推进中国现代社会变革、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具有批判的武器所具有的应有的物质力量，是我们至今更不能忽视和低估的！ 跨越世纪，百年沧桑。岁月的尘埃不能遮掩严复思想的光芒。 “惟适之安”四个大字，就像先生如炬的目光穿透历史重重迷雾，深情地注视着中华大地，昭示后继的“普天下有心人”：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适者，顺也，和也，安也，善也。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尊重、顺应天演规律，整合调适，与天争胜，与时俱进，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家民族的、和谐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