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力透纸背” ？
书画中的“力”是点画、线条形质、作者内在精神的一种表现，较为抽象。从具体运笔去看，如果能中锋行笔，即行笔时笔毛均匀铺开，笔心在笔画中行走。手臂的力量能通过柔软的笔锋切进到纸中去，这就叫“力透纸背”。如果行笔时笔毛拧得变形了或扭成一团、笔毛没调整好，没有使它均匀铺开，笔毛像抹油漆一样从纸上扫过。这样的笔画是“抹”出来的，像墨猪，就无从谈笔力了。笔画的力度与线条的粗细、长短没关系，关键在于作者调整驾驭毛笔的能力，和运用中锋行笔。
从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细小的笔画，虽细若游丝，但力若千钧。从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中，你能感觉到画笔凝重，笔笔如铁钩银画。这都是力透纸背的典范之作。
何谓挪让 ？
“挪让”是指组成字的各部分点画之间彼此相让，又互相呼应，使笔画多的字不显得密集，笔画少的字不显得疏空，如“马”旁、“鸟”旁的字，左边都要写得平直，给右边的半个字让出地位；其它有左右偏旁的字，也都依此类推。
间架有哪些要求 ？
字的间架，要求大小、长短、宽窄、斜正得宜。
学习书法有哪些基本法则？
学习书法必须掌握执笔、运笔、用笔、结构这四方面的基本法则。
为什么不可以用指运笔？
用指力去拨动笔管，笔管就不能保持直立不动，笔管的活动范围也非常小，写小字还可勉强对付，写中楷、大楷以及再大的字，就无法运转了。而且，用指力运笔，笔不踏实，写出的字也是虚浮无力的。
古人执笔有“龙眼”“凤眼”之说，是怎样执法？
所谓“龙眼”“凤眼”，只是一些故弄玄虚的说法，实际上是最要不得的。“龙眼”执法，是食指、中指只用指尖作弧形攥住笔管前面，无名指的第一节节骨在笔管里面推顶，拇指右边指肉擫在笔管左面，使虎口围成圆形，用这种执法，手腕扭着，既吃力又不切实用。至于“凤眼”执法，更要不得，食指勾得老高，拇指在中间，中指在下面，三指分布为上、中、下三截，这样无名指及小指自然而然地捏在掌心，虎口狭长，象凤凰的眼睛，掌心捏实了，笔尖运转就不灵活，这样执笔的人必须注意纠正。此外，有些书上还有“撮管”“提管”等说法，也是不切实用的。
《快雪时晴帖》好在哪里？
王羲之 行书 《快雪时晴帖》纸本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快雪时晴帖》是“书圣”王羲之当今存世的唯一书法精品真迹。纵23cm；横14.8cm ，行书四行，二十八字。《快雪时晴帖》是一封书札，其内容是作者写他在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及对亲人的问候。此帖以“羲之顿首”四字行草开头，以“山阴张候”行楷结尾，此帖笔法雍容古雅，圆浑妍媚，其中或行或楷，或流而止，或止而流。无一笔掉以轻心，无一字不表现出意致的流利秀美。
不少人认为《快雪时晴帖》仅次于他所书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又一件行书代表作。 赵孟頫、刘赓、护都沓儿、刘承禧、王稚登、文震亨、吴廷、梁诗正等人的跋语中都表示惊羡和赞叹。乾隆一生酷爱书法，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综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他对《快雪时晴帖》极为珍爱，他在帖前写了“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八个小字，“神乎其技”四个大字。又说：“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全书二十八字，字字珠玑，誉为“二十八骊珠”，他把此帖和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的晋人三帖，并藏于养心殿西暖阁内，乾隆御书匾额“三希堂”，视为稀世瑰宝。乾隆十二年又精选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书家134家真迹，包括三希在内，摹勒上石，命名《三希堂法帖》。在西苑的北海建“阅古楼”，把上述刻石嵌在楼内墙上，拓本流传以示临池之模范。三希原件仍藏在养心殿三希堂
根据此帖附页的诸多题跋款识、收藏印章以及有关书籍录载， 《快雪时晴帖》曾经宋宣和内府，宋时入米芾“宝晋斋”，元代又入御府，上有赵孟頫题跋。明时为朱成国、王稚登，清冯铨所有，于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入内府。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败北，退踞台湾时除带走了大量黄金以外，还有2972箱南迁文物中的精品。这部分却是故宫博物院文物中的精品，如精美绝伦的工艺品，翠玉白菜、玉香炉、玉荷叶形笔洗等，其中包括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 如今“三希”《伯远帖》、《中秋帖》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唯独“一希”《快雪时晴帖》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三希”尚未聚首，国人深引为憾。
“执董狐之笔”写什么？
写历史啊，秉笔直书的精神啊，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周大史辛有的后裔，因董督典籍，故姓董氏。据说今翼城县东50里的良狐村，即其故里。董狐秉笔直书的事迹，实开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干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当时的史官与后世大有不同，他们既典史策，又充秘书，即协助君臣执行治国的法令条文。传宣王命，记功司过是他们的具体职责，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实际就是具有褒贬臧否大权的文职大臣。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据以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这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为违合的书法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抒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直笔，自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因此，孔子赞扬他，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已为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史德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笔的含义逐渐摆脱了以礼义违合为内容的书法局限，从司马迁开始，赋予了它“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具备了唯物史观的实质。这一传统为后代进步史学家弘扬发展，编著出许多堪称信史的著作，是我国史著中的精华。其开启之功，实源于晋太史董狐不畏强权，坚持原则的直书精神。 可惜唐代以后就渐渐丧失了。
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是？
天下第一行书
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最大、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书法作品，是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
《兰亭序》是王羲之用茧纸、鼠须笔与朋友优游之余的得意之笔。全篇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其章法布白，浑然一体。他的用笔、结字更见变化之妙。全篇二十个“之”字，七个“不”字，各具特点而不雷同。他能注意避免“状如算子”、“一字万同”，这种艺术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以致唐太宗李世民得到王羲之《兰亭序》墨迹后，曾命他的臣子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响拓数本，赐给皇太子诸王近臣。待李世民临死时，还要“兰亭茧纸入昭陵”，用以陪葬。今人见到的《兰亭序》，只有冯承素的勾摹本和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虞世南的临本。
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从卫夫人学习书法。后来他渡江北游名山，看到了李斯、曹喜的书迹，又看到了钟繇、蔡邕的书迹，改变初学，博采众长，在行书和草书上进行革新。他把散见于前代、当代书法作品中的一些用笔、结字优点，融合统一在一种崭新的书法作品之中，以笔法为骨干，以气韵为灵魂，精研体式，推陈出新，“兼撮众法，备成一家”，一变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成为妍美流变的新体，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人称之为“书圣”。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的书法佩服得很，皇宫收藏王羲之的真迹有三千六百幅。唐太宗本人还亲撰《王羲之传论》。欣赏他的作品，就像观赏一幅肃穆恬静的山水画卷，就像聆听一阕抑扬缠绵的乐曲，也像在吟诵一页澹远典丽的诗篇，久为后人所称赞。
我国历史上有两位最著名的女书法家她们是谁？
王羲之的草、楷、行书，千古景仰。他的老师是东晋著名的女书法家，姓卫、名铄，人称卫夫人。卫夫人学习王国时钟繇的书法，达到了升堂入室的地步。她的代表作是《古名姬帖》小楷。其笔法古朴肃穆，体态自然，是楷书中的上品。
在卫夫人之前，还有一位女书法家。她就是以《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等驰名的东汉末年的女诗人蔡文姬。她名叫琰，文姬是她的字。她父亲蔡邕，在文学和书法上造诣很深。蔡文姬继承家学，在书法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唐、宋、元、明，也出现不少女书法家。唐代的女书法家有吴采鸾、薛涛、武则天。吴采鸾所书小楷，很有钟繇、王羲之的笔意，遒劲古雅，可与卫夫人媲美。薛涛所书《陈思王美女篇》，行书，笔势跌宕秀逸。武则天书写草体，书法婉约。宋代女书法家有朱淑真，所书小楷，端庄精劲，深得王羲之笔法。管道升是元代女书法家。字仲姬，她是赵孟俯的妻子，赵孟俯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工书善画，书法为元代宗师。
管道升刚嫁给赵孟俯的时候，她的书法比丈夫还好，后来赵孟俯迎头赶上了，并超过了妻子。管道升写的《梅花》赋小楷，清丽幽闲。
唐朝的“三绝”？
文章、书法、刻技称此为“三绝”。
弃“诸葛之功德”为一绝，改为“刻技”为一绝。碑文的下角有“镌字人鲁建”的铭记。据史书记载，他是唐朝元和年间的著名刻碑良工，“刀法劲拔，刻技精湛”，我们从拓片中，可以欣赏到一千多年以前的刻工杰作，将毛笔的神韵通过刻刀表现出来，实是难能可贵。因此，现代人称此碑的三绝是“文章、书法、刻工”了。唐朝的碑碣艺术大盛，无论从碑文、书法、刻工都能体现。这是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族融合、中外友好交往的结果，也正是由于社会的繁荣，造就一代艺术人材。他们都能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敢于创新，形成绚丽多彩碑碣艺术风格
“三真六草”的说法？
“三真六草”，典出唐代李延寿《南史？王彬传》：“彬字思文，好文章，习草隶，与志齐名。时人为之语曰：’三真六草，天下为宝。’”《辞源》、《中国成语大词典》、《中华书法篆刻大辞典》等工具书对该词的释义均为“泛指各种书体”。这一解释不完整，没有涉及词条中“三”和“六”的含义。佟玉斌认为“三”与“六”可能指兄弟的排行。但《南史？王志传》中却记载“王志，僧虔次子也”。要证明自己的假设正确，就必须继续找依据。查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王俭传》和唐？李延寿《南史？王俭传》后终于证实了当初的设想。原来王俭“生而父僧绰遇害，为叔父僧虔所养”。这样一来，王僧虔亲生次子王志，按大排行就是老三了。经过反复研究考证，《诗书画印典故辞典》对“三真六草”的解释为："南朝？梁？王志排行第三，善真书；王彬排行第六，善草书。故时人美称其兄弟二人的书法为’三真六草’。泛指不同书体的书法。
碑帖的收藏 要注意什么？
从艺术和历史的变化中，有的古碑帖拓本由于各种碑石佚失，拓本也几经遭难，成为孤本和珍本，在鉴赏中必需特别注意。
一 如何认识“孤本”
现我国各大博物馆、图书馆、文史资料以及个人收藏家，还有国外的博物馆和大学资料收藏馆，都收藏着我国历史上的碑帖孤本与珍本，怎么称得上“孤本”呢？
1、由于原石刻或丛贴刻版有一部份较早的损坏和遗失，有的留下痕迹已不是原物，根据历史资料和文字记载的考证，即将失传的碑帖，确是“唯一”的，并有较高书法艺术的文史价值的孤本。
2、要称上“孤本”，必需是刻石、刻帖的原拓本，翻刻本是称不上的。同时还应是时间较早的拓本，如“唐拓本”、“宋拓本”，“明拓本”相对较差，如果是“清拓本”往往就称不上这个“雅号”了。清代出土的碑刻更不属此范围。
3、有的“孤本”还是残卷。最初原拓也有不完整的。但残卷可以说明孤本的地们和价值。如从记载上看李世民《温泉铭》，唐代原拓不下几十部，流传至宋米芾曾在拓本后记叙一行：“永徽四年（653年）八月围谷府果毅儿“，倒是说明了时间。但宋代刻帖《绛帖》潘师旦曾将此也刻入，而伪《绛帖》却未曾刻入，后复刻于《筠清馆法帖》中，说明宋代已有此帖流传，后来原拓失传，直到1896年在敦煌千佛洞中发现此帖，但与原拓比较有残缺，后被法国人掠去，还存五十行，然后再装裱成横卷，此残卷现藏巴黎图书馆。根据照片影印件，罗振玉在《墨林星凤》中述：“伯施信本登善诸人各出其厅，各诣其极，但以此则于书法上固当北而称臣耳。”说明这五十行残本是有其价值的。由于残本中问题很多，都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考证说明“孤本”的地位。
二 如何认识“珍本”
在著名刻石和刻帖的原拓版本中，有的存世不多，或因各种因素造成原拓版本的质的差别，这种差别直接影响到艺术质量和资料的可靠性。有的因原版刻流到国名。因此国内所存较早较稀有的原拓版本，就是稀世珍品，如唐、宋、明原拓仅存一二，都可属“珍本”范畴。
分析各种“珍本”，从书法艺角度出发大致有四种类型：
第一种：原石久佚，原拓对书法界影响较大，具有代表性，尽管以后各种拓本质量上有各种差异，甚至还有缺残，还是觉得珍贵，这就可以称为“珍本”。如《西岳华山庙碑》，旧石在陕西华阴西岳庙中，隶书22行，每行38字，明嘉靖1555年毁于地震，郭相察书、颍川邯郸公修刻，现留下拓本有长垣本，最衩为河北王文荪所藏北宋拓本，字迹只损十字，后被日本中村不折氏购得，现转辗藏于东就书道博物馆。其次华阴本（关中本）是原县东支驹史弟年藏的无拓本，后被华阴王宏撰文所藏，说明拓本残缺近百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三是四明本，为浙江丰熙（道生）所藏的明拓本，后归宁波天一阁范氏所藏，但残字又增，在清代曾被端方收藏过，也作过藏记，现也藏于故宫博物院。还有李文田藏的宋拓半本，因为此半本直为私人秘藏，直到清初马日璐兄弟藏于玲珑山馆，才被世人所知悉，残缺也多于百和石裂，现被香港中文大学欧阳先生所藏其中有容庚先生观跋。从这四个珍本对比来看最佳的是长垣本。
第二种：原石原版的初拓，由于拓工和材料等因素，以及保管因素，使原拓本质量各有差异。如帝王刻帖原有朱砂本（金红）这种拓本不多，但在北京和台湾都曾发现过，以后墨拓不如朱拓本，都不及第一次所拓的好。一是技术，二是相隔时间长，还有材料问题，因此朱砂本就成了刻帖中的珍本。又如唐《王居土砖塔铭》，明万历年间出土于陕西终南山鞭梓谷，在长安县南六十里，初拓已断为三块，继而为五块，再裂为七块，后因搬运失去第一块，又在椎拓中被全部推碎，因此初拓极为罕见。明出土时拓最好的珍本，同藏于辽宁博物馆。
第三种：原石还存，但残损过多，而旧拓文字则完整，此情况是因原石存放于野外，或石质不佳或遭雷击，所以初拓也很珍稀，可称为“珍本”。如《隋姬氏墓志》旧石于清嘉庆20年（1815年）于陕西咸宁出土，武进陆耀箐得石移至江左，咸丰十年（1860年）碎于兵乱，断为二段存170字，原石首行“夫人”二字“夫”有石痕似点，因此初拓与后拓差别较大，其中有被大兴恽孟乐、南皮张之洞收藏，战后残石被陆彦甫复得，已与原石拓本不可比较，但因该石书艺较高，年以原拓本可称珍品，《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赵万里编）等著录中有记述。现原石藏于北京故宫。
第四种：原石流至国外，而国内保存拓本较少。这些流向国外的碑石和刻版书迹艺都很高，流传拓本又少，有的甚至是缩小本，这些碑石和刻版大致都在精末和民国年间发现，由于汉时朝政腐败，有的被卖出，有的被掠夺。如《晋沛国相张朗碑》于1919年河南洛阳出土，碑体不大，前19行，每行19字，后6行，每行10字，均为隶书，因当时政局动乱，无人顾及，即被闻讯的日本人购去。留存国内拓本不多，大多是翻刻本，在左角厂花上与原拓本不能相比，露出刀斧痕。然《张朗碑》不仅具有书法艺价值，还有文史价值，所以尽管碑小也是一件珍品。
著名章草字帖是什么章？
《急就章》
章草起源
章草是我国有两千年历史的古书法。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有不少专家、学者，留下了相当多的论述和著作。既然如此，还有什么要说的呢？原因有二：第一，章草本身，如结构音训，以至译文等，有许多至今还有不同意见。第二，就是章草的书法及在书法历史上的地位等一般性的问题，不仅各个时代，甚至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所述，即笔者对章草的某些看法。
关于章草的起源，一般的说法是：一、唐张怀瓘《书断》：“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二、刘宋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兼书之。汉俗简隋，渐以行之”。三、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凡草书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称草，犹古隶之生今正书，故章草当在草书先，然本无章名。因汉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书，帝（按即章帝）称之，故后世目焉。”以其施于章奏，故曰章草。
上面几种说法，有的是对的，有的则可以商议。如章草发生在西汉后期，即元帝前后。到东汉早中期，即章帝前后达到高潮。从它的时代来说，问题不大。再如章草的名称，历来有“可以用于章奏”和“得到章帝的承认”两种说法。虽然都有道理，但在古代，皇帝就是一切。所以因章帝而得名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些。又如“章草是草书中之有波磔的，”不失为重要特征之一。不过从章草的全貌来看，还不够全面。章草既然成为书法史上的一种字体，它之不同于隶书或草书，是多方面的。
我一向反对仓颉制定文字的传说，也同样不信史游一个人既创造章草，又编定《急就章》。因此对章草的起源，照我的看法，从篆书转变为隶书的历史，很有参考价值。《晋书卫恒传》说：“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隶书者，篆之捷也。”《左传隐公五年》：隶，“早隶之事。”注：“早隶，古之贱役。”即胥吏之类。所以隶书是书吏们贪签简捷所写的俗体。汉人取其书写方便，经加工整理，定为全国通用之书体。名之日隶者，因为它原来是早隶之书也。
人类社会不断的发展，文化永无止境的进步，其动力就在于有永远不会满足现状的思想。汉代以笔杆子为工具，或与书写有一定关系的劳动人民，他们对转篆为隶欢呼了一阵，声音刚停下来，又在动脑筋，于隶书的基础上，谋更进一步的窍门；终于找出了“草体化”这条新路子。从此以后，埋头苦干了几十年，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不仅在社会上横冲直撞，所向无敌。甚至把这只手伸到了官府，以至王宫的大门口。到西汉后期，大有“大水冲垮龙王庙”的势头。对这一点虽然历史古藉没有说过，但从居延遗址等处出土的成千上万的汉代及魏晋木简中，不难找出这样的事实。
文字、书法在古代，毕竟是上层社会所占有的“法宝”之一。在受到这股风潮冲击时，当然不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包括帝王在内的上层分子，鉴于周代晚期“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从他们以后所做的一切，归纳出来当时决定了三个原则：第一，认识到这个“草体化”的潮流，来势凶猛，已经到了无法抵挡或镇压得下去的地步。所以只能逆来顺受，有条件的接受下来。第二，以隶书作为汉王朝的通用书体，是“刘氏先王”定下来的制度，所以决不能废除。在接纳草体时，必须保留隶书的特点。第三，在改的中间要注意规范化，要整理出一部标准的字书，用以推行新的书体。这就是传世的《急就章》。所以章草的形成，是集中了当时上层分子的智慧结晶。以后经过不断修改、补充，日臻完善。到汉章帝批准其用于章奏时，则达到了高潮。
董狐是晋国的太史，他因为纪录了晋灵公被杀一事“赵盾弑君”而受到孔子的好评，“执董狐之笔”是写史书的
，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周大史辛有的后裔，因董督典籍，故姓董氏。据说今翼城县东50里的良狐村，即其故里。董狐秉笔直书的事迹，实开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干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当时的史官与后世大有不同，他们既典史策，又充秘书，即协助君臣执行治国的法令条文。传宣王命，记功司过是他们的具体职责，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实际就是具有褒贬臧否大权的文职大臣。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据以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这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为违合的书法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抒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直笔，自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因此，孔子赞扬他，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已为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史德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笔的含义逐渐摆脱了以礼义违合为内容的书法局限，从司马迁开始，赋予了它“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具备了唯物史观的实质。这一传统为后代进步史学家弘扬发展，编著出许多堪称信史的著作，是我国史著中的精华。其开启之功，实源于晋太史董狐不畏强权，坚持原则的直书精神。 可惜唐代以后就渐渐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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