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是出自中国古代（战国时）名家的名辩命题之一“坚白同异”争论问题另一个主张。
意思是说：坚和白同属于石，两者密切结合而不可分，坚白石是一个整体。
坚：（触觉到石的）坚硬，石的质量感。
白：（视觉到石的）颜色，石的色感。
不相外：（坚、白同时存在于石中）不互相排斥。
相盈：就是互相渗透，互相依存。
战国时名辩命题之一“坚白同异”两个争论问题。惠施学派提出了“合同异”的论题，并以“天与地卑，山与泽平”等命题来论证；公孙龙学派则提出“离坚白”的论题，并以“白马非马”等命题来进行论证。惠施学派片面的夸大了事物间的同一性而抹杀了事物间的差别性，公孙龙也片面地夸大了事物间的差别性而抹杀了事物间同一性。与两学派相对立墨家提出了“别同异”和“坚白相盈”具体分析了各种“同”和“异”，明确了类取、类予的同异关系；坚和白同属于石，两者密切结合而不可分，坚白石是一个整体。这是墨家对“合同异”和“离坚白”有力反驳。
《庄子·天下篇》中讲到墨子之后的墨家派别时的话。原话是：“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
是说墨家的后世派别，对墨经的理解不同，当时坚白、同异之辩，奇偶之辞是辩论的主体，他们是己非人，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墨家。“别墨”，有理解成批评别家不是墨家的，也有理解成说自己是新墨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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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自序》说：“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就是说本传的传旨是通过记写孟、荀的事迹，肯定他们的“明礼义”、“绝利端”的思想学说，并说明这种思想学说的渊源及影响。作者站在总结诸家思想的高度，综合思想学说和为人两个方面对诸子的事迹作了比较客观、公允的评述。对于孟子，着重强调了他是直接继承孔子思想的人，具有守道不阿，执着追求的精神；同时，也指出他的仁政主张不合时宜。对于荀卿，则突出了他总结儒、墨、道三家得失从而改造儒学的功绩，并说明他同样遭遇坎坷而坚守正道。由于他们的思想学说有着承袭关系，影响巨大，特别是他们都发愤著述，不以自己的学说阿世媚主，慕荣求利，所以作者才将他们并称，并在传序中予以推重，试读“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何以异哉？”这固然是对现实的讥刺，但从现实的一派污浊中不正反衬出孟、荀学说及为人的拔出流俗，难能可贵吗？传文中，还以较大篇幅记载了驺衍，驺衍的“五德终始”说本受孟子的影响，曾流行一时，作者肯定其“止乎仁义”的目的，而批评其荒诞怪异的内容，对于他的为人则论以有“阿世俗”之嫌。至于淳于髡等稷下先生，他们的主张虽不同程度地与儒、墨思想相关，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干世主”、慕权贵。其地位和为人远不及孟、荀。文末只用一语点出墨子的主张，以回应上文，因其与儒家并称显学故毋庸多言。
这篇传记在写法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形散神聚。叙写十四人，以孟、荀为主，时而三驺，时而稷下，错错落落，似是漫不经心，而实际全由传序统领，正如清徐与乔所说：“叙诸子斜斜整整，离离合合，每回顾《孟子传》。首读《孟子书》数笔，间间散散，空领一篇。谓诸子之阴以利于当世而遇，孟子独不遇，故盛称诸子，却是反形孟子，……盖宾主参互变化出没之妙，至此篇极矣。”二是比照衬托。写传主孟、荀用笔少，而叙诸子则泼墨多，主虚宾实，以实衬虚，更见孟、荀地位之高，人格之贵。
太史公说：“我读《孟子》，每当读到梁惠王问“怎样才对我的国家有利”时，总不免放下书本而有所感叹。说：唉，谋利的确是一切祸乱的开始呀！孔夫子极少讲利的问题，其原因就是经常防备这个祸乱的根源。所以他说“依据个人的利益而行动，会招致很多怨恨”。上自天子下至平民，好利的弊病都存在，有什么不同呢？
孟轲，是邹国人。他曾跟着子思的弟子学习。当通晓孔道之后，便去游说齐宣王，齐宣王没有任用他。于是到了魏
指 战国 时名家 公孙龙 的“离坚白”和 惠施的“合同异”之说。对“坚白石”这一命题， 公孙龙 认为“坚”、“白”是脱离“石”而独立存在的实体，从而夸大了事物之间的差别性而抹杀了其统一性；惠施 看到事物间的差异和区别，但以“合同异”的同一，否定了差别的客观存在。两者都只强调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否定其他方面。《荀子·礼论》：“礼之理诚深矣，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赵 亦有 公孙龙 为坚白同异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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